第三章 全人类的事业从殖民地到《常识》（第11/14页）

从理论上讲，在18世纪中期，能把美洲殖民地城乡人口都聚集起来的应该就是战争持续带来的威胁，尤其是18世纪的最后一场帝国之战：七年战争（1756—1763年，又名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但说来奇怪，防御外敌的需要并没有促进殖民地的团结。在英法宣战前两年，即1754年，富兰克林曾设计了一份名为《奥尔巴尼联盟计划》（the Albany Plan of Union）的提案，希望借此联合各殖民地，建立殖民地联盟，通过提高税收来为一支殖民地军队提供供给，以对抗法国和印第安人的威胁。但这份提案未能实施，富兰克林后来分析总结的原因是英国政府担心下放过多的权力，但事实上，就连当时的殖民地议会对该计划也毫无热情。到英法正式宣战之时，殖民地之间的分歧更是显而易见。事实证明，根本就没有可能说服各个议会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法国的威胁。这些殖民地各成一体，并不认为抵御法国是它们共同的事业。它们对自己地域之外的事情几乎毫不理会。

最终，开始将不同的殖民地利益群体聚到一起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带来的长期影响。法印战争给殖民地乡村和城市地区都带来了影响。乡村地区，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边境地带直接卷入战火，家园遭毁，留下大量的寡妇和孤儿。海港城市则由于英国军队的扎营，最初从战争中捞得了很大的好处。1755年有2000名士兵驻扎在这些城市，1757年增加了11000名，一年后又多了12000名。这种突然出现的垄断市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却也不会持久。尽管七年战争于1763年才正式结束，但北美地区1760年就已经停火。而一旦停火，来去匆匆的英国军队就迅速离开，中断了当地那些利润丰厚的军事合同。新英格兰、切萨皮克、纽约和费城地区的批发商和零售商都受到严重影响，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遇上战争导致的征税提高，更是雪上加霜。不过，尽管这些军队抛下债务、物价飞涨和失业问题转身走人，他们也并不是全部都离开了美洲大陆。派到殖民地与法军交战的25000名英国常备军里，约有10000名在《巴黎条约》缔结、战争结束后留在了北美。他们没有驻扎在殖民地区域内，但也离得很近，殖民者们完全可以觉察到他们的存在，同时也为之感到不安。

对于英国来说，这时开始对殖民地施加更严格的经济管制并不是最好的时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尝试去这么做。一方面，法印战争是一场代价高昂的胜利，让英国的国债翻了一番，总得有人来偿还这些债务。另一方面，这场战争让英国无可争议地获得了对大片土地的控制权，而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人民并不熟悉英国的政治模式，有些甚至都不会讲英语（地图3）。英国自然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当时的13个殖民地自然也反对任何现状的改变。1760年停火之后，英国就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到了这种反对情绪。他们试图取缔殖民地与敌方的黑市交易时，就遭到了反对，当时，波士顿律师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站出来为之辩护，声称英国无权干预殖民地的黑市交易。

事实上，殖民地但凡察觉到英国对殖民地的事务有所干涉，就会掀起轩然大波。人们熟知的“牧师案”就是一例。当时，有一项提案提出用现金代替传统的烟草去支付英国国教会牧师的薪酬，弗吉尼亚律师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是这项提案的辩护人。亨利在辩护中控诉英国国王已经“从子民的父王沦为暴君，丧失了他对臣民的权力”[15]。这里所说的国王的暴政实际上是指当时弗吉尼亚的《两便士法案》（Two Penny Act）事件。1758年，由于烟草歉收，烟草价格从每磅两便士涨为每磅六便士，为减少影响，弗吉尼亚立法机构希望以每磅两便士的价格用现金支付神职人员的薪酬，遭到国王否决。说到底，一切都是钱的问题。后来发生的殖民地与王室对抗的事件中，虽然不是全部，但大多也都是关于钱的问题。到最后，这改变了一切。

身处现在的人理解过去的事件时会遇到极大的障碍。现代人会很容易将1763年之后殖民地向英国权威发起的一系列挑战按时间顺序排列，并从这些事件中看到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从而指出殖民地决定脱离英国是不可避免的。1764年，英国政府为偿还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带来的债务而颁布《糖税法》和《货币法案》，第二年颁布《驻营法》和《印花税法》，1767年开始征收“汤森税”（Townshend Duties），1768年派兵前往波士顿，1770年发生“波士顿惨案”，1773年颁布《茶税法》，1774年制定所谓的《强制法案》，这些都太经常被看成既定路线上的一个个指路牌，其终点正是1774年的第一届大陆会议以及1775年4月19日早晨莱克星顿草地上打响独立战争的第一枪。但是，通往革命的这条路上并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撇开帕特里克·亨利这类人的夸大言辞不提，1763年乔治三世治理下的英国王室的举动普遍说来并不会引起乔纳森·梅休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些人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