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三：品位结构中的士阶层（第16/21页）
(77)《商君书·农战》把士人列在“舍农游食”者之列：“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怠，农者怠则土地荒。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名外于法而誉加焉，则士劝名而不畜之于君。故中章、胥己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不畜”或作“上畜”，见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3页）。也是说一旦“随文学”，就可以“不畜于君”了。
(78)《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
(79)文翁在蜀郡建立学官，“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又《后汉书》卷七六《任延传》记，任延担任武威太守时，“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傜役。”
(80)《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俞启定、施克灿先生将之解释为“即都可以享有太学生待遇而免除徭役，不再有名额限制。但这样一来，显然会给政府开支造成负面影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比宣帝时还是扩大了5倍”，见其《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按，太学设员与民间通经者免役，是不相干的两件事情。汉元帝初年，太学生超过了千人，太学的待遇和设施都是要花钱的，所以设员千人，限制人数。汉成帝“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其“复如故”指太学设员又减至千人，而“能通一经者皆复”的法律未变。民间通经者免役的做法虽然减少了服役者，但对帝国数千万人口来说，只是九牛一毛。汉元帝之后，“能通一经者皆复”作为惯例维持下去了，它是私学的经师及弟子可以免役的根据。
(81)王素先生认为，“私学”和“私学弟子”源于地方豪强没人逃亡户口，但需履行正式手续，见其《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新探》，《文物》1999年第9期，第43-50页；《“私学”与“私学弟子”均由逃亡户口产生：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辨误之二》，《光明日报》2000年7月21日。胡平生先生认为吴简中的“私学”乃私学生，与没入逃亡者无关，见其《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文物》1999年第5期，第45-52页。侯旭东认为，“私学弟子”的本义是官学中的非正式学徒，见其《长沙三国吴简所见“私学”考——兼论孙吴的占募与领客制》，《简帛研究2001》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14页以下。于振波先生认为，“私学弟子”是与官学相对的，指官学中的非正式成员及私学学生，见其《走马楼吴简初探》，文津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11页以下。王子今、张荣强认为，“私学”是民间儒学的受教育者，其身份须经一定手续确认，方可登录入籍，见其《走马楼吴简“私学”考议》，收入《吴简研究》第2辑，崇文书局2006年版。
(82)《三国志》卷十三《王肃传》注引《魏略》：“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同书卷十五《刘馥传附刘靖传》载刘靖上疏，也提到了太学“诸生避役”而无心向学的问题。《宋书》卷十四《礼志一》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谢石上疏：“自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学建弥年”之“学”，指的是晋孝武帝所兴国子学。那么东晋国学弟子照例免役。不过在北齐，郡学生多是贫寒学子，他们反而“多被州郡官人驱使”，见《北齐书》卷四四《儒林传序》。
(83)东晋穆帝时庾亮在武昌兴学，又听临川、临贺二郡并建学官。其教令云：“若非束脩之流，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明为条例，令法清而人贵。”《宋书》卷十四《礼志一》。
(84)《三国志》卷十一《魏书·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记载了经师王裦的学生被安丘令所役之事。其时王裦有言“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按司马懿做安东将军时，王裦之父王仪为其司马，且为其所杀，王裦为之终身不仕西晋。地方官肯定知道王裦是罪人之后，也知道他对当局拒不合作的政治态度，故其私学未得县廷认可，或说没给予免役资格。这就是王裦“德薄不足以荫卿”的真意所在。反过来说，若这是个普通私学，不涉政治纠葛，其师长便足以“荫”其门人，许其弟子免役，使其弟子得以“学以庇身”了。当然，王裦颇有德名于时，所以他变着法儿抗争了一下，安丘县令随即妥协，“放遣诸生”了。若没有私学弟子免役的旧例，那位县令敢随便任人脱役么？这再度显示，私学是否能得到官方承认、其学生是否可以免役，权在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