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三：品位结构中的士阶层（第12/21页）

明初儒士、生员、监生戴四方平定巾，后来统治者觉得“士子巾服，无异吏胥，宜甄别之，命工部制式以进”。生员的襕衫用玉色布绢，宽袖皁缘，皁绦软巾垂带；贡举入监者，不变所服(170)。行礼时状元冠二梁，绯罗圆领；进士巾如乌纱帽，深蓝罗袍。虽然礼毕常服如故，但也预示了他们的美好前程。胥吏另为青色盘领，吏巾。

在清朝，“顶戴”是区分官位的重要标志，进士、举人素金顶，同七品官；贡生阴文镂花金顶，同八品官；监生、生员素银顶。从顶戴看，官、士、民三者等级分明，森然不紊：

在清朝礼制之中，“庶士”是一个身份明确的流品，有别于官亦有别于民。婚丧祭祀等各种礼仪等级，也明确以品官、庶士、庶人三等为差(171)。什么是清人概念中的“士”或“庶士”呢？“凡举、贡、生、监谓之士，其他杂项者谓之庶”(172)；“庶士，贡、监、生员有顶带者”(173)。这就是清人的等级观念。

由此就能看到，两千多年中的大多数时代，士子都有其特殊冠服，或者王朝对其冠服有刻意的安排。同时在各个时代，士子冠服也经历了种种变化。有时候士子的冠服比较“官僚化”，有时候就比较“士人化”。那些变化，都是当时士阶层特性的反映，是当时士阶层与王朝关系的反映。

以上我们对士人选举资格、士子免役资格和士子冠服进行了叙述。我们的目的，就是从“中国国家的制度性设置”出发，面向“官—民”层面，探讨中国社会中“士阶层”的结构性地位。中国古文明在周代就已展示了一种倾向，以拥有高度文化教养者承担政治。这在战国时代催生了一个“士阶层”。在两千年中，这个阶层与王朝政治历经磨合调适，与政治体制一体化了，在帝国品位结构中占据了一个稳定而明确的地位。

【注释】

(1)林甘泉：《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2)参看 E.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Translated by H.M.Wright,New Haven，1964，PartⅡ。

(3)参看 Joseph R.Levenson：Confucian Chinaand It's Modern Fate：ATri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Volume One，pp.16-19。

(4)维贝尔（即韦伯）：《世界经济通史》，姚曾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

(5)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9-60页。

(6)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对十四和十五世纪法兰西、尼德兰的生活方式、思想及艺术的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3页。

(7)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76页以下；或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以下。

(8)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页。日本刀，可参看王剑、唐启佳编著：《日本传统艺术卷八·甲胄、日本刀》，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以下。

(9)小原国芳：《日本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89页。

(10)罗素：《权力论：新社会分析》，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

(11)雷海宗：《中国的兵》，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9页。

(12)参看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7页。

(13)《诗·鄘风·定之方中》毛传，《十三经注疏》，第316页中栏。

(14)《左传》成公十三年。

(15)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5页。

(16)参看《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7页以下。

(17)霍光以后领尚书事者凡22人次，其中有15人次其本官是“将军”，参看廖伯源：《试论西汉诸将军之制度及其政治地位》，《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第176页。又如汉昭帝时霍光、金日磾、上官桀辅政，其时“大将军”、“车骑将军”和“左将军”三衔，就分开了三人的位序高下。

(18)东汉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等五校尉“官显职闲”，不但“多以宗室肺腑居之”，而且经常任以名儒，以示对儒者的荣宠。参看上田早苗：《贵族官制の成立》，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东海大学出版会，1970年。

(19)参看邢义田：《允文允武：汉代官吏的一种典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2分，2004年6月。

(20)《汉书》卷八八《儒林传》。

(21)沈约指出：“汉代……黉校棋布，传经授受，皆学优而仕。始自乡邑，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学功曹。积以岁月，乃得察举；人才秀异，始为公府所辟。迁为牧守，入作台司……”杜佑：《通典》卷十六《选举典四》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1页。刘邠指出：“夫东西汉之时，贤士长者未尝不仕郡县也。自曹掾、书史、驭吏、亭长、门干、街卒、游徼、啬夫，尽儒生学士为之。才试于事，情见于物，则贤不肖较然”，不似“今时士与吏徒异物，吏徒治文书、给厮役。”见其《送焦千之序》，《彭城集》卷三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1096册第334页；或《丛书集成新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61册第459页。徐天麟指出：“东京入仕之途虽不一，然由儒科而进者，其选亦甚难。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广之贤，而不免仕郡为散吏；袁安世传《易》学，而不免为县功曹；应奉读书五行并下，而为郡决曹吏；王充之始进也，刺史辟为从事；徐之初筮也，太守请补功曹。盖当时仕进之路如此，初不以为屈也。”《东汉会要》卷二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