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三：品位结构中的士阶层（第13/21页）

(22)参看冷鹏飞：《两汉太学述论》，北京大学历史系1985年硕士论文，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23)《汉旧仪》：“丞相设四科之辟，以博选异德名士，称才量能，不宜者还故官。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科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科曰明晓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科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决断，才任三辅［剧］令。皆试以能，信，然后官之。第一科补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补议曹，三科补四辞八奏，四科补贼决”；“刺史举民有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经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剧一科，各一人。诏选谏大夫、议郎、博士、诸侯王傅、仆射、郎中令，取明经；选廷尉正、监、平案章，取明律令；选能治剧长安三辅令，取治剧。”《汉官六种》，第37页。

(24)以上参看前注，以及《续汉书·百官志三》注引《汉仪》：“侍中常伯，选旧儒高德，博学渊懿”；《初学记》卷十二：侍中“汉本用旧儒高德”；《续汉书·百官志三》注引《汉官》：“市长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明法补”；符玺郎中“当得明法律郎”。

(25)关于察举诸科的成立、标准和程式，可参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11—13章。

(26)《后汉书》卷六一《左雄传》。关于孝廉察举同时面向儒生与文吏，参看拙作：《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6页以下。

(27)参看朱锡禄编：《武氏祠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图四，第16页图五，及第106页的说明。巫鸿先生评论说：“它也暗示了一个超越这个事件的一般性的政治思想，即皇帝应该尊敬并任用有德行的儒生。否则，这些儒生应该保持精神的独立，在政治上隐退。”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8页。

(28)徐干：《中论·谴交》，辽宁万有图书发行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2页；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96册第489页。

(29)曹丕：《典论》，《意林》卷五引，《指海》本卷五第六页。

(30)《后汉书》卷五三《黄宪传》。

(31)《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

(32)《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见《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5页以下。

(33)廖伯源：《汉代仕进制度新考——〈尹湾汉墓简牍〉研究之三》，收入《严耕望先生纪念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34)《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35)日人纸屋正和也指出：“众所周知，汉代在百石以下小吏和二百石以上官吏之间，横有一道非经察举等不能逾越的森严关卡。”见其《前汉时期县长吏任用形态的变迁》，收入《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页。这种“森严关卡”，应该说主要是东汉的情况。

(36)《论衡·程材》：“朝廷之人也，幼为干吏，以朝廷为田亩，以刀笔为耒耜，以文书为农业，犹家人子弟，生长宅中，其知曲折，愈于宾客也。宾客暂至，虽孔墨之材，不能分别。儒生犹宾客，文吏犹子弟也。”

(37)《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卷三《明帝纪》。

(38)《三国志·魏书》卷一三《王肃传》注引《魏略》。

(39)《通典》卷一○一《礼六十一·周丧察举议》，有“今诸王官、司徒吏未尝在职者”的提法，又称“王官、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贡，而后升在王廷，策名委质，列为帝臣，选任唯命。”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74页。可见王官、司徒吏既不在职，又非“州国之吏”，而是“帝臣”，直属中央等待选任。

(40)《晋书》卷九八《王敦传》：“又徐州流人辛苦经载，家计始立，（刘）隗悉驱逼，以实己府。当陛下践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庆使豫蒙荣分；而更充征役，复依旧名，普取出客。”司徒吏及王官本来没有一般州郡编户的征发充役义务；所以刘隗对已成司徒吏的徐州流人“悉驱逼以实己府”，“更充征役，复依旧名，普取出客”，就构成了他的罪状。

(41)《太平御览》卷五九八《文部·契券》引《晋书》：“诸王官、司徒吏应给职使者，每岁先计偕文书上道五十日，宣敕使使各手书，书定，见破券，诸送迎者所受郡别校数，写朱券为簿集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93页。可见王官及司徒吏有“应给职使”义务，且以郡为单位来轮换番上。又《三国志·魏书》卷二四《高柔传》：“时制，吏遭大丧者，百日后皆给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丧，后有军事，受敕当行，以疾病为辞。诏怒曰：‘汝非曾、闵，何言毁邪？’促收考竟。（高）柔见弘信甚羸劣，奏陈其事，宜加宽贷。帝乃诏曰：‘孝哉弘也，其原之。’”这反映了司徒吏须承担随机差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