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三：品位结构中的士阶层（第10/21页）

儒生做官即改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叔孙通投汉之前服儒服，他在秦朝以文学征，为待诏博士。推测秦博士依然沿用先秦旧习，是儒生就服儒服。《汉仪》又记：“文帝博士七十余人为待诏。博士朝服：玄端、章甫冠。”(132)若这条记载可信，则汉初博士承先秦遗风及秦制，仍穿玄端、章甫，不用吏员制服。秦博士七十多人，汉文帝博士也是七十余人，系承秦制，冠服也一脉相承。

博士最初服儒冠，说明那时候政府只把他们看作民间延请而来的顾问，不算吏员。汉武帝时情况有了变化。武帝末年有个隽不疑，“治春秋，为郡文学，进退必以礼，名闻州郡”，绣衣直指使者暴胜之约见他，“不疑冠进贤冠，带櫑具剑，佩环玦，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133)。“褒衣博带”虽系儒服，但“进贤冠”却是官服，而非儒服。隽不疑虽然只是一位郡文学，“芝麻官”毕竟也是官儿了，换上官帽子了。文学既已如此，博士似可类推。推想汉武帝在尊儒兴学同时，给了博士、文学们戴“进贤冠”的待遇。那是皇帝的一项荣宠呢，等于给予“国家干部”身份了。不知博士摘掉了先师的章甫，换上皂色朝服和进贤冠时，是什么心情。本来，二千石以上官才可以戴两梁冠的(134)，博士秩比四百石，只有二千石的1/5，却获得了两梁殊恩。《晋书》卷二五《舆服志》：“博士两梁，崇儒也。”博士、文学的进贤冠表明，“崇儒”的同时，儒生本身也“官僚化”了。

进而我们看到，朝廷允许私学弟子也戴“进贤冠”。这显示朝廷承认学士应有特殊服装，进而认定他们是一个特殊人群，是“学以居位”者。由此，私学弟子也有了一顶进贤冠扣在脑袋上，等于有了干部待遇。那顶官帽子标志出他们的“官僚预备役”身份，应“时刻准备着”步入仕途为帝国献身。我们看汉代画像上的儒生形象，不少都戴进贤冠。像成都青杠坡《讲经图》画像砖，儒师与若干弟子戴进贤冠(135)；南阳沙岗店《投壶图》画像石中的三位投壶者应系儒生，也戴进贤冠(136)。这帽子的事还牵连到了孔子及其弟子，甚至老子：在汉代画像中，他们都被扣上了进贤冠(137)。作画者似乎不记得孔子是“长居宋，冠章甫之冠”的，把孔子弄得跟汉朝的官儿一个样了，说其“数典忘祖”不冤枉吧。

顺便说，汉代佩玉制度：“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138)“双印”即“刚卯”与“严卯”两种成双佩戴的玉印。在佩双印上，二百石以下吏员与“私学弟子”，也是被安排在同一层次的。私学弟子如此，则官学弟子可知。

概而言之，汉朝的士人冠服，其“亮点”就是给了博士及其弟子以文吏之冠，即进贤冠。士人的服装由此向王朝官僚靠近了。进而私学弟子也用官僚制服——严格说是官僚“制帽”，等于是赋予了学子以某种特殊身份，“四民之首”的特殊地位。

同时另一些史料暗示人们，儒服依然是可选项，有人穿。比如，河间王刘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139)。汉昭帝元凤年间有个太史令唤作张寿王，服儒衣(140)。宣元之时王式被征，“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余之人，何宜复充礼官？”(141)东汉桓荣：“车驾幸大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籍，辩明经义。”(142)《盐铁论·利议》：“大夫曰：……文学褒衣博带，窃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窃仲尼之容。”(143)东汉初光武崇儒，“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144)“儒衣”说明什么呢？上述居官者或在学者，可能已戴上进贤冠（河间王应是远游冠）了，但衣服还是“儒衣”，装束“半儒半吏”。西汉后期，还有“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的事情(145)。他们大约连头带身都是儒生扮相了。这些人在什么场合“服儒衣冠”呢？也许只是日常活动，而非朝堂典礼。晋宋博士服皂朝服、进贤两梁冠(146)，其冠其服全为官僚制服，推测汉魏也是如此。在官方场合，恐不准许博士随心所欲地儒冠儒服，皇帝未必答应。总归仍有若干儒者，若有机会就弃官服着儒服。对儒服的留恋情结，是士人文化独立性的一种表现。不错，我如今身在官场了，然而我“生活在别处”，另有精神家园，在那家园中我是儒服。

魏晋以下，博士照旧皂朝服、进贤两梁冠。但学子之服有变。晋朝国子生葛巾、单衣，南朝国子生单衣、白纱角巾(147)。汉代民间学子是用进贤冠的，晋南朝的学子却改用巾了。那是为什么呢？是受了汉末名士流行“幅巾”的影响。巾帻本是卑贱执事者的服饰。蔡邕《独断》：“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帻是一种包头之巾。庶人的帻是黑色或青色的，耐脏。所以秦国称人民为“黔首”，韩国称人民为“苍头”。然而汉末士人偏偏以幅巾为雅，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48)。名士的巾式，经常为士林所效法(149)。《傅子》：“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着缣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150)魏晋以下，幅巾备受青睐而大行其道。南朝出土了若干砖印画《竹林七贤图》，画中的名士所戴大抵都是巾(151)。“委王服”而“以幅巾为雅”，反映了中国士大夫“士贵耳，王者不贵”的传统理念，以及对士人文化独立性的一意寻求。又，汉末士人官僚中流行牛车，其实也有相近的意义(152)。在后代文人那里，“葛巾”成了淡泊高逸、远于官场的象征。陶渊明戴葛巾，曾“取头上葛巾漉酒”(153)。唐朝王维《酬贺四赠葛巾之作》有句：“野巾传惠好，兹贶重兼金。嘉此幽栖物，能齐隐吏心。”(154)《红楼梦》中之《簪菊诗》：“短鬓冷沾三径露，葛巾香染九秋霜。”(155)晋朝之学子改用葛巾了，我想就是源于魏晋间的那个文化风俗的变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