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叠压与并立：从“爵—食体制”到“爵—秩体制”（第7/25页）

春秋以上的胥吏是个很黯淡的层次，战国之时，其面貌就清晰得多了。我们注意到，若干史料中出现了“士大夫”和“官人百吏”的两分表述，二者分别对应着“爵”与“秩”。《韩非子·和氏》：“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减百吏之禄秩。”韩非所叙述的是吴起的改革措施，“封君”有爵，故收其爵禄；百吏无爵，另以禄秩为等级，故减其禄秩。又《荀子·强国》说打仗胜利之后，就会有“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的事情。那么“士大夫”与“爵”相涉，而“官人”与“秩”相涉。孙诒让解释“官人”：“庶人在官则无爵，而受职役，其秩卑而员众，故称‘官人’以通包之。”(46)《荀子·荣辱》又说：“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士大夫”所取为“田邑”，这是“封君”的待遇；“官人百吏”所取为“禄秩”，禄秩是针对“官人百吏”的等级管理手段。

春秋以上，胥吏是被“爵位”那座大山压在位阶最底层的，跟庶人的地位差不多少；战国“官人百吏”们开始直起了腰，带着他们的身份标志“禄秩”向上伸展。战国等级管理，对“士大夫”主要用“爵”，对“官人百吏”主要用“秩”；此后随时间流逝，越来越高的官员变成了领俸官员。至汉代，禄秩向上覆盖到了官僚等级的顶端。这显示，帝国统治者已用“吏”的形象为百官定性定位，用管理“吏”的办法来管理公卿大夫了。

若干年前，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出版了，其中的《秩律》向人们展示了汉初禄秩的基本面貌。这就为考察战国秦汉禄秩的序列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坐标点。结合其前其后禄秩序列的变动，上述禄秩序列的向上伸展过程，就更清晰地展现出来了。兹述如下。

在战国史料中，我们考得了千石、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五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百石、五十石共9个秩级。其中的五十石一秩，推测就是汉代“斗食”的前身。最高的是千石。《商君书》记有“千石之令”，“千石”是“令”的秩级。按，秦汉的诸署令，约在千石至六百石的层次；那么先秦使用禄秩的，主要是“令”和“令”以下的官吏。因禄秩从胥吏“稍食”发端，所以其最初针对的吏员层次，是比较偏下的。

再看《二年律令·秩律》。其中记有汉初到吕后二年为止王朝所使用的11个秩级：二千石、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五十石、二百石、一百六十石、一百二十石。序列上端是“二千石”。使用这个秩级的，是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车骑尉、大仆、长信詹事、少府令、备塞都尉、郡守、郡尉、卫将军、卫尉、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奉常。那么丞相以下的诸卿、将军，及地方长官郡守、郡尉，都使用“若干石”禄秩为官阶了。战国最高秩级还只是“千石之令”，相当“县团级干部”或“司局级干部”；到了《秩律》时代，诸卿、郡守等“省部级干部”，也用禄秩了。此前的秦朝也应如此。

再由《秩律》看汉初秩级的下端。这个段落还存在着一百二十石、一百六十石、二百五十石等带零头儿的秩级。这样的秩级，景、武之后就看不到了。可见在《秩律》时代，禄秩序列的低端比后来细密得多。斗食、佐史等秩级过于细小，《秩律》未列，但当时肯定有。先秦还有“五十石”的秩级，就更细碎了。那些带零头儿的细小秩级，告诉了人们什么呢？我们认为，在禄秩的形成期，序列的哪一段落相对细密，这禄秩就是面向哪个官员层次的。从行政学原理说，细密的等级将耗费更多的管理精力。而其时统治者听任禄秩下端的等级细密，是因为“若干石”的官阶本来就是用于中低级吏员的。

从景、武到元、成，一个多世纪中，随帝国体制的发展完善，禄秩序列的高端和低端都发生了变化。先看高端。首先中央诸卿由二千石上升为“中二千石”了，“中”就是中都官、中央的意思，以此与地方的郡守二千石区别开来，从而形成一个新秩级。其次，这时还形成了真二千石、比二千石，加上中二千石、二千石，“二千石”一秩繁衍为4个秩级。第三，御史大夫超越中二千石列卿而自成一级，丞相事实上也变成了一个秩级。御史大夫、丞相的俸禄，与其下的秩级形成了成比例、有规律的级差。至此，“百官皆吏”全面实现。周秦汉禄秩序列的变化大势，不妨用下图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