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叠压与并立：从“爵—食体制”到“爵—秩体制”（第14/25页）

无疑，只有在整个社会依然弥漫着“重爵”风气的时候，“赐满”制度才会出现。在汉初，朝廷向起义将士授爵，并依爵级授予田宅，这时的“爵”可以说是重中之重。景、武之时，“重爵”之风还没太淡薄，既然民众普遍以“爵”标志身份，则官僚也就有了必要，以更高爵级显示他们高人一等，标示出各级官僚在身份结构中所处地位。当然，“赐满”之制在景、武之时出现，并不说明此前爵位就没构成官僚的身份尺度。汉初政治掌握在军功集团手中，他们的身份尺度本来就是军爵。景、武之时，军功集团之外的吏员与日俱增，地位上升，在这时候，就有必要用“赐满”之法，来维系吏员的社会身份了。

由此，汉代二十等爵的功能复杂性，就显示出来了：既是功绩制，又是身份制。它是一种功绩制，体现军事领域中仍依军功授爵上，体现在对行政业绩的非“赐满”性的封侯赐爵做法上；但也是一种身份制，体现在“赐民爵”、“赐吏爵”和以“赐满”为特点的“赐官爵”措施之上。这三种爵级普赐之举，在汉廷看来是一个构建社会身份之举，而不止是褒功之举。其功绩制性质，体现了二十等爵突破周爵的变革方面；其身份制性质，体现了二十等爵承袭周爵的传统方面。周爵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制，留下了一个以“爵”来标志社会身份的深厚传统，那就影响了军功爵制的变迁方向。军功爵来自军职，而军职通过“爵”的形式发生了品位化，本身就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中存在着促使其品位化的强大驱力；进而军功爵又由一种军功管理手段变成了一套身份尺度，并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发挥着超越行政意义的社会功能，同样显示了周爵的历史影响。

四　秦汉“爵—秩体制”及其“二元性”

前面两节，我们讨论了禄秩和二十等爵的序列变迁和政治社会功能。在周爵公卿大夫体制被突破后，取而代之的主要就是禄秩和二十等爵。秦汉帝国的品位结构，就是以禄秩和二十等爵为主干的，是为“爵—秩体制”。

“爵”是一种古老的位阶形式，浸透了传统色彩，散发着贵族气味。对于周爵，二十等军功爵既是突破，也有承袭；既是一种推动了社会流动的功绩制，也是一种保障权益世袭的身份制。二十等爵承袭了“爵”的形式，被用作荣耀、身份和特权的尺度，采用世袭方式父子相承。汉人重封爵、重封侯。得到了封爵就好比进入了贵族行列，实现了人生理想，找到了人生归宿。那在画像石上都有反映。画像石中有一种《射雀射猴图》，“雀”、“猴”就是谐音“爵”、“侯”的(72)。简言之，在秦汉时，周朝的贵族品位传统依然残留了强大历史影响，秦汉王朝为适应或利用那种影响，通过二十等爵，用一种“拟贵族”的方式，实施功绩激励和身份管理。

那么禄秩呢？源于胥吏“稍食”的禄秩与“爵”不同，显示了鲜明的“吏禄”性格。在禄秩这种管理手段下，吏员“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有职才有级别，没职就没级别；在“若干石”的禄秩之外，不存在一种位阶足以维系官僚的官资。所以汉代吏员，官可大可小，人能上能下；官员若调职或离职，原有官资随即丧失。例如，在官员因病、因丧而一度离职之后，在其再仕之时，其原曾达到的秩级，朝廷可以考虑也可以不考虑；官僚为此在官资上吃了亏，秩级变低了，王朝可以管也完全可以不管。汉代附丽于秩级的特权待遇，远较二十等爵为少，也远较后代官品为少。所以我们判断，禄秩属“职位分等”，是“以事为中心”的。禄秩以“吏”的形象为百官定性定位，从而显示了新兴官僚政治蓬勃推进的深度与力度(73)。“爵”与“禄”，是早期帝国统治者的左右两手，禄秩发挥着科层等级功能，二十等爵发挥着功绩制和身份制功能，二者相得益彰。如《傅子·重爵禄》所云：“爵禄者，国柄之本，而富贵之所由。……夫爵者位之级，而禄者官之实也。级有等而称其位，实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禄之分也。”

若从结构样式看，“爵—秩体制”也颇有特殊之点。这是在其与前朝后代的比较中显示出来的。周代品位结构我们名为“爵—食体制”，它是“爵本位”的，而且是“一元性”的，因为公卿大夫士爵与稍食上下承接，形成一个纵向单列，最低级的士与作为“庶人在官者”的“吏”身份相近，等级相邻；而秦汉“爵—秩体制”下“爵”与“秩”的结构，却是两列并立的。简示如下：

周朝爵—食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