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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圣寺以及这些石板经文的具体年代已经过考证了吗？”

“这是段漫长的历程，从史梯德先生第一次寻访到这个山村和石寺旧址，到它最后被发现，走过了漫长的岁月。”

高木繁护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来到山村后，就开始记录这个部族的口传佛典。按照传统，释迦族的后人也指定了三个长老来记诵佛典，然后代代相传。在将这些经文整理、记录为文字的过程中，他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这个古寺遗址可能就是族人所传说的圣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高木繁护恢复了与圣典会的联系，并在共同约定守护这个遗址的前提下，开始了秘密的研究和勘察工作。此时，圣典会只是协助高木繁护进行佛典的比较研究，并未涉及旧寺遗址的考察。说是古寺，当时在地面上只是残存着一些废墟残迹而已，大部分洞窟已被砂石深深掩埋。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以及当时尼泊尔政府的限制令，只能决定延后考古发掘。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中村佑行在这个山村寻访到大髻智长老后，发掘工作才真正开始。中村后来带着小坎宁安先生以及毕莱博士一同来到了山村，他们设法取得了尼泊尔政府的正式许可。此后的工作历经数年，一直到前年，他们才将这个公元前一世纪的洞窟古寺完整发掘了出来。在地窟里，他们找到了真正的梵文石板经文。

小坎宁先生随后负责考证碑石和同时出土的其他器具文物的年代。他将样品带回剑桥进行了碳-14鉴定，证实了这个古寺遗存的年代与碑文记载大体符合。而中村则着力进行碑文的拓印、勘正和比对，这需要展开大量的研究工作。在获得了文物鉴定和碑文比对的双重证据后，他们共同确认了圣寺石板的存世年代，而且所载经文就出自融合了早期隐修佛典的雪山部派。

圣寺地窟的石板经文中，有一块就记载了当年刻制石板经文之事：上座部雪山部派长老与隐修部派长老于公元前一世纪曾有一次秘密结集，正是这次结集后，两个部派开始融合了教义。僧侣们开始建造圣寺、石窟，并刻造石板经文。

这时，长老已将他们引到了那块碑石前。

“尼泊尔石寺经文与柬埔寨拉瓦纳的洞窟经文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它们都按照古老的‘九分教’体系编制，非常简洁明了，且易于记诵。因此，我们可以推定这两部佛典必定同出一源。十四世纪释迦族的一支向东方逃亡流徙时，必定派出了熟记经文的部族长老随行。至于两者的具体联系，尚有待于学者们继续进行深入的考证与研究。而现在看来，一世纪末大乘学者龙树在其著作中所引用的很多说法极有可能也出自隐修佛典，很多佛教史书都记载了他在雪山寺院研习佛典的事迹，这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此外，关于提婆达多的公案，关于佛所说法以及早期佛教的原始面貌，以及佛教史中的很多悬疑之谜，我们或许都能从中找到极有价值的线索和启发。不管怎么说，尼泊尔石寺的发现，在实物发掘方面已证实了早期隐修教义的存在。公元前二十九年在斯里兰卡马塔勒灰寺举行第四次结集时，上座部僧众第一次将巴利语佛典刻写在了铜片和贝叶上。而北方的隐修部派几乎与他们同时完成了从口耳记诵到文字记录的过渡。”

这个瞬间，宋汉城头脑里很多的学术疑问得到了解答。他也顿悟了中村在刚从暹粒监狱里被解救出来时对他所作的预判。在后续展开的针对各个部派佛典文本的比较研究中，他们已然获得了一个新的参照系统，未来一定还会有新的发现。是的，他打算一回到加德满都，就立即致电中村。

他要加入到那些追溯原始佛教的信念坚定者的行列中去。而这个古老石寺的地窟既是他和直子此次探索轨迹的暂时终点，也将是他个人学术生涯的一个新起点。他举起放在地面的一盏油灯，沿着碑石间的通道，开始仔细辨识起了碑文。

等他回过神来，长老已不在身边，地窟里也不见他的踪影。回头一看，直子正微笑着看定他，似乎很鼓励他一个人钻在这些古代碑石里。

“长老说，不，祖父说让我不要打扰你，他先到寺外去监督僧人们的工作去了。”

既然如此，宋汉城又在地窟里逗留了好一会儿，这才和直子一同走出了石寺，重新来到外面这个空旷寂寥的外部空间。日光晃着他的眼睛，令宋汉城觉得恍如隔世。

长老见他们走了出来，离开了修补石墙的僧众人等，脸带笑意地迎上前来。

“到目前为止，你们可是惟一参观过圣寺的游客。”大髻智长老打趣道。

两位访客和僧人们一起共进了午餐，餐食供养每日由村民们按时送来。今天因为有客人到访，按照老村长的嘱咐，做得特别丰盛：扁豆、马铃薯、蔬菜与米饭拌在一起的豆饭、蔬菜汤、安娜普纳山区的特色馍馍和面饼，外加奶茶，另外还从向导家里拿来了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