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22/79页）

“但如果我有维利的头脑的话，”他回答说，他向来不问我为什么对一个我毕竟与之一起生活的男人会有这样的言论，“如果我有维利的头脑，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然后他便拉长上嘴唇，嘲讽起他自己，“你说我是大好人，这是什么意思？我是个下贱坯，你知道，我真的是个下贱坯。让我把我的所作所为告诉你吧，那时你再说我是个大好人也不迟。”他所指的是他曾跟女人发生的一些纠葛，这事除了告诉过维利和我，他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

从那以后，我经常在想——我的意思是说，经常在想“大好人”这个词。也许，我的意思是指“善良”。当然，当你认真地想想那些“好人”时，他们其实都不配。人们会说：这个人是好男人，那个人是好女人；这是个善良的男人，那是个善良的女人。这都是嘴上说说而已，这样的话不应该写在小说里。我应该小心谨慎，避免使用这样的词语。

然而，对我们这班人来说，我已无需再多加分析，我要直截了当地说一句：乔治是个大好人，维利可不是。玛丽罗斯、杰米、泰德和钢琴师约翰是好人，保罗和斯丹雷·莱特却不是。此外我还敢打赌：随便从大街上拉十个人过来，邀请他们在花紫树下坐下，加入那天晚上我们这个团体，他们也会即刻同意这样的分类——如果我用上了“好人”这个词，他们听了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关于这一点我已说得够多了，我发现不知不觉中我已拉扯到另外一个令我烦恼的问题上来。我当然是指“个性”问题。天知道，我们本来是不可以忘记“个性”早已不复存在这个事实的，但前人所写的小说有一半将它作为主题，那些社会学家和其他所有的什么什么家都将个性作为研究的课题。而我们却经常被告知：在我们一直坚信不疑的一套言论的压力下，人的个性已经化为乌有。然而，当我回首往事，想起花紫树下那一班子人并让他们重新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时，我突然恍然大悟：那一套东西全都是无稽之谈。假如我此时重逢玛丽罗斯，尽管过去了这么多岁月，我相信她仍会向我招手，或以她特有的方式向我转动她的眼珠子。这就是她，这就是玛丽罗斯，谁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假如她精神崩溃了，或者变疯了，到那时，即使某种内在的联系消失了，但她的崩溃仍然是她特有的。她的手势，眼珠的转动，将依然保持着。因此，当我心血来潮，让记忆重塑我曾经结识过的人物形象时，这一切关于个性毁灭的言论，这种违反人性的强词夺理，对我来说已毫无意义。我坐在这里，回想起那泥土的气息和月光，仿佛又看见泰德递过一杯酒给乔治，而乔治则感激得不知所措。也许我还看见玛丽罗斯转过头去，脸上挂着她那令人可怕的宽容的微笑，就像电影中出现的慢镜头……我写下“电影”这个词。是的。我记得那些时光，那一切都像在一幅画或一部电影中的一个微笑、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那样确凿无疑。那么，我是不是说我所确信的这一切属于视觉艺术的范畴，而根本就不是小说呢？是不是说小说早已被那种关于个性的瓦解和崩溃的说法定好了调子呢？既然小说家那么清楚地了解事情的复杂性，他何必执着地去回忆那一个个微笑或眼神呢？不错，如果我心中无数，那我就永远不能在纸上写下一个字，就像我过去在寒冷的北部城市经常所做的那样：为了使自己不发疯，我得有意去回忆炎热的阳光照在我的皮肤上的那种感觉。

因此，我仍要在此声言乔治是个好人。我不忍心看着他在谛听维利的说话时变得像个局促不安的小学生……那天晚上，他从维利口中得知，城里的左派组织陷入了困境。他谦恭地点点头，表示他对这些事私下里一定要仔细地琢磨琢磨。当然，这是因为他太愚蠢，即便那些对我们大家来说显而易见、根本用不着考虑的事，他也得进行长时间的思考，否则就拿不定主意。

我们都觉得维利在分析形势时显得有些傲慢；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他就是委员会的成员，他闭口不谈我们的忧虑与不安，言辞间充满对别人的不信任和冷嘲热讽。

保罗听不下去了，打算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告诉乔治事情的真相。他开始跟泰德商量。我记得他当时看着泰德，思忖是否对那种轻狂的挑衅行为作出反应。泰德犹豫了一会，显得有些举棋不定，但最后还是开口了。这样做其实有违他的性格，与他所坚定信奉的主张格格不入，因此，他的言辞显得有些过激，这使我们听他说话时比听保罗还留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