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与未来（第8/15页）

泛道德主义与“左”的政治文化心理积淀有关。中国人30年来与世界其他民族共同分享着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为什么愤青们仍然会以偏执、好斗的方式来处理国际问题？这是因为，激进的极左的政治文化，曾经如此深深地渗透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骨髓与精神生活之中，“左”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的支配影响作用的式微，要远比经济变迁缓慢得多。我们的教育制度中存留的左的陈旧的内容，我们成年人的立身行事的方式，都会在无意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我们民族只有在长期自觉地自我批判与自我反省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成熟起来，并走向真正的文明。

未来中国民族主义“去脱激进化”的趋势

虽然中国民族主义有潜在的激进化的倾向，但从长远的趋势来看，在正常情况下，激进民族主义将会退潮，温和理性的民族主义将会成为主流，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迅速崛起，他们的观念更具稳健性，心态更为平和理性，这使他们的民族主义更趋向于理性与温和化。第二，政府已经意识到民族主义的两面刃特点，以及激进高调的民族主义话语霸权可能挑战自己的权威，开始对民族主义情绪进行有意识的控制与引导。在中国，这种政府引导还是比较有效的。第三，开放环境使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更加了解。改变了原来封闭环境中形成的固有观念。近些年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外经济合作与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西方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获益匪浅，国际关系上西方表现出更为合作的态度，由于刺激源的减弱，这反过来也淡化了作为反应方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与对立情绪。第四，中国人的自信心更强了。一般而言，内心充满自卑感与压抑感的人，在受到刺激之后，更容易表现得亢奋、悲情与反应过度；相反，经济发展与国力强大培育出来的民族自信心态，与中产阶级理性相结合，更容易养成宽容坦然的处世态度，由于中国国力的强大，中国人对外部的反应也就越来越平和了。反应也就更为适度。

从近年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台湾问题逐渐趋于缓和来看，以上这四种因素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体上，中国民族主义进入一个脱激进化的时期。

未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隐优

虽然总体上说，民族主义已经进入一个去激进化的时期，但也不能对这一过程过分乐观。第一，正如笔者前面所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反应型的民族主义，经济危机、西方的消极影响，都有使反应型的民族主义再次激进化的可能。第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特别容易产生高调民族主义，发展中的大国特别容易产生“虚幻的大国感”,长期受屈辱后的民族，被压抑的自尊心有一种强烈的发抒的心理冲动。从分裂完成统一或国力正在上升时，这种民族心理就会借势宣泄，任何由统一或国力上升的征象，都会使不少人产生“中国已经强大了”、“每个中国人吐一口口水就可以把你淹死”的底气。1928年，北伐胜利以后的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中就有这种高调民族主义的典型表现。国力不足而又异乎寻常的大国感的自信，这种矛盾会把一个国家引向灾难的陷阱。此外，受长期以来潜移默化的“左”的政治文化的深层影响，极左主义的话语优势仍然会影响我们对问题的处理与判断。

五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全球化冲击下的中国人如何安身立命

文化保守主义是对于自五四以来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中的激进反传统主义的反向运动，它在20世纪初期就在中国出现，到了21世纪中国则再次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学院知识分子、企业家，各级官员与大学生，都出现赞赏、认同并回归传统文化的价值趋向与文化潮流。

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或称文化守成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出现，有两个重要时代背景。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经济上崛起与国力的上升，使国民文化自信心日益增强，而文化自信心与文化认同的载体一般则体现为这个民族祖先创造的传统主流文化。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儒家典章文物。通过回归传统文化来重建文化认同，就成为文化思潮变迁的应有之义。其次，20世纪后期，后冷战时代全球化过程进一步加速，回归传统文化，也是中国人对来势迅猛的西方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与压力的文化回应，通过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寻求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源，以此来克服全球化与西方世俗文明冲击波造成的文化焦虑感与文化“无根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只要中国国力在进一步发展，只要西方文明为主体的全球化过程没有终止，中国人就会通过回归与肯定自身的文化传统，来寻求精神立足点，文化保守主义将成为21世纪中国人中最具普遍性、最富生命力的思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