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与未来（第6/15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文革”思维的路径依赖？首先，从理论认识角度来说，由于我们的理论资源不足，不能从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改革综合症”现象。例如，发展中产生的脱序（没有足够的制度来制衡而产生的脱序现象）本来应该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来解决，更具体地说，某些当权者之所以通过“批条子”，与商业贿赂者相互勾结，形成权钱交易，是因为制度约束不够，因而这样做的不当得利的风险极小，成本极低，收益极大，于是正常的人就变成了犯罪者；相反，如果通过制度约束，使权钱交易的风险极大，成本极高，收益极少，这样，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敌人”也就作为理性的博弈者，不得不规规矩矩，就范于文明秩序。这个“阶级敌人”也就变成公民了。这里面不需要什么阶级斗争理论，本来就是常识。但如果用左的意识形态框架取代常理来对此作出解释，难免要进行“文革”了。

新左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其实并不难解释，因为“左”的革命文化思维在走向真正的死亡之前，处于假死状态，一旦有机会就会被激活。其次，中国当代改革的学术理论处于初创时期，学术上对发展中问题的理论解释能力相当贫乏，而“意识形态思维”或“类意识形态思维”以及相应的’‘左”的政治文化，则由于全能主义时代普遍的宣传教育与社会化，在人们思维中则根深蒂固，极其发达，它们总是以“死的抓住活的”的方式，在一些人身上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一旦阶级斗争思维被激活，革命者的道德优越感与斗争哲学就油然而生。明明是要用有效的制度创新来制衡的腐败与两极分化，在新左的眼里，统统被解释为资产阶级复辟、垄断财团打击劳工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新左派由于立足于“左”的意识形态思维而具有强烈的斗争的道德激情。

新左派与文化浪漫主义

用《安徒生童话》里的一个故事来解释文化浪漫主义是再形象不过了，童话里的主人公不满意他的生活环境，总是向往富有田园诗意与牧歌色彩的中世纪时代。后来他无意中穿上了一双魔鞋，于是真的回到了中世纪的一个小镇，然而，那里却没有路灯、满地泥泞、到处充满私刑、绑架、恐怖与黑死病。到这时，他才意识到那个中世纪才是真正无法容忍的世界。他再也不愿回到中世纪了。这也就是马克思曾经批评过的中世纪“浪漫社会主义”。

对“文革”诗化、美化，这样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满足心理上的一种移情与寄托的需要。

更具体地说，浪漫主义者往往作为主体，把自己的热情、理想、愿望不自觉地投射到另一类事物上去，而并不关注客体本身的属性。通过这种投射来抒发、宣泄主体长期被现实压抑的深层愿望，从而达到审美意义上的升华。其实，不同民族、国家、文化的知识分子中都存在对异国情调的浪漫情怀，并由此而很容易产生文化浪漫主义。

为什么处于一种受到批判的文化中的人们会对另一种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的文化做出过于美化的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文化误读”？其实，这种“文化误读”实际上是人类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原因就在于，人们对这种异质文化做出想当然的赞美，其实是不自觉的愿望投射的产物。这种投射并不是为了认识该种文化的客观属性，而是为了主体的主观需要，是为了更有力地表达自己立场的坚实性，也是为了达到一种心理宣泄、安慰与平衡。

新左派思潮的未来前景

某些激进的新左派与反对改革的老左派复旧势力相结合而形成的反对改革、颂赞“文革”的思想浪潮，赢得了不少网仁愤青的支持，新左派在网络世界里，确实有相当大的表达空间。但在整个知识界，他们仍然是少数，并不足以支配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

当然，新左派的一些观念与批判，也并非没有参考价值。从多元制衡的角度来说，新左派思潮反思、批判甚至挑战改革开放的大方向的思想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起到对改革决策层的警示与借鉴作用。它对底层利益的关注，对公平与平等价值诉求，也是民主社会珍视的价值。而且，在多元化的思想文化环境中，新左派思潮自然会受到自由派、文化保守主义与新权威主义的多元制约。作为一种在多元时代生存的思想潮流，它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活动也有存在的权利。在一个法治化时代，随着社会的正常发展，它的激进化趋势会消退，它要经历一个也许一二十年以上的文化修炼期，才能摆脱生长期难以避免的幼稚与不成熟，通过理论上的脱胎换骨与价值转型，才能在未来中国多元思想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