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第3/11页）

民主社会主义通过争取普选权实现渐进改良的主张，与马克思提出的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大大小小统治者，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的纲领，是有区别的。

19世纪40-50年代，欧洲爆发一波又一波极为激烈的工人反抗压迫的运动，《共产党宣言》（1848）的影响急剧扩大。第一国际（1864-1876）成立时，经过激烈辩论，最后通过的成立宣言宣称“夺取政权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其共同章程则写进了“消灭任何阶级统治”的要求。第一国际于1868年9月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决议。这表明马克思关于暴力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等一系列主张在第一国际居主导地位，民主社会主义处于下风。

到了第二国际（1889-1923)，情况发生变化。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产生了关于议会策略的争论，民主社会主义者关于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1893年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完全不提暴力革命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变化，与欧美社会的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

自1848年革命运动结束之后，大约到19世纪末，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人运动形势逐步出现三个变化。

一是欧美各国先后掀起工业化高潮，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达到一个鼎盛时期。各国军事力量大幅增长，热兵器全面代替冷兵器。1848年以前各国工人运动依靠巷战和街垒战取得抗争胜利的局面很难复现，不得不考虑新的斗争方式。

二是经过反复斗争，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和权利格局逐渐改善，社会主义取得进展。比如劳动时间缩短、报酬提升、选举权扩大等。欧美各国先后成立了独立工会，工人政党获得合法地位并公开出版自己的报刊。1867年英国议会通过选举改革法案，熟练工人获得选举权。法国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在1899年进入法国内阁出任工商部长。

以上两个因素交相作用，工人运动逐渐趋于低潮。

只是马克思对股份制、信用制和银行制度的研究不断深入，逐渐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可能自我扬弃，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不需暴力摧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指出：“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主义的私人性质，它本身，但也仅仅是就它本身来说，已经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在谈到股份制时，他说：股份制“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马克思说，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2马克思临终前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不需要用暴力来消灭私有经济。在工人运动逐渐趋于低潮的情况下，恩格斯把目光转向暴力以外的途径。1881年，法国鲁贝城和科芒特里两地市议会由于工人议员占多数，通过了有利于工人的法案。恩格斯为此发表文章《两个模范地方议会》，希望英德等国的工人也能像法国这两个地方一样，变成国家的现实力量。马克思去世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不断获胜。188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1427298张选票，取得35个席位。恩格斯认为，“这次选举真正开创了德国历史的新时代”。同年9月，恩格斯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党，即使被取缔，也不应“修筑街垒，诉诸武力”，因为“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二十五年来占领的一切阵地”。1891年，恩格斯还说：“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英、法、美……”“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3

1895年8月，恩格斯去世。恩格斯临终之前，于3月撰写了《〈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文。文中提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4这一说法，在第二国际内部引起激烈争论。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总结了工人运动的新经验，指出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用巷战和街垒战夺取政权的方法已经过时了。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者通过选举进入议会的斗争方式，到处都在取得突破。

恩格斯回顾了德国工人政党在选举中取得的成就，然后说：“德国工人……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只要在安排一个职位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工人就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样的职位，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因为在这里斗争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