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benicht的塔(第3/4页)

他叙述到中国人的学术,叙述到孔子的“仁义”上来。

“这‘仁’字怕就是我说的‘善良的意志’罢?这‘义’字怕就是我所说的‘内在的道德律’罢?中国怕是承认着‘实践理性的优越’的国家?”

这些疑问被他犀利的直观唤醒了起来,但他苦于无充分的考据以作他的证明,他结局只是叹息道:

——“嗳,关于中国的事情,便据最近旅行家的报告,连半分也不曾知道。”

这时候太阳已经照进窗来。康德停了他的笔述,站立起来走回寝室里去。他在这儿换了寝衣,脱了寝帽,另外换了一身灰色的衣服。

停不一会街上的人看见这位老教授把头偏在右边,埋着,从门前走过的时候,他们都争着说道:

——“七点钟了,七点钟了。康德教授上大学去了。”

钟表停了的又从新上好,或迟或快了的都拨正了过来;康德教授的日常生涯在他们看来就好象日月经天,比他们所有的钟表还要规整一样。

女仆和邻家主妇的交涉收到了意外的成功,邻家的人应允把白杨的树梢砍去。

这个意外的成功究竟是什么人的功绩呢?是女仆的殷勤?还是邻人的宽大?这两者不消说都是一部分的原因,但还不是全部。假如要公平地论功行赏时,我们不可忘记还有一位女性的功臣:那是一朵蔷薇,蔷薇,红的蔷薇!

康德教授虽然到了六十三岁都还不曾结婚,但他对于女性的崇拜却不输于他精神上的师傅卢梭。他最爱他的母亲,不幸在十三岁的时候便早见背弃了。他到了现在六十多岁了,但他一谈起他的母亲来,他的眼中便要闪着眼泪。

他在大学毕业以后,因为生活困难不能继续研究,曾做过八年的家庭教师。他最后一家的东家是劳吞堡(Rautenburg)的凯惹林克(Kaizerlingk)伯爵家里。他那时是三十岁,比他小五岁的伯爵夫人迦罗林·阿玛丽(Karoline Amalie)和他十分相投,在他初到的一年亲手替他画过肖像。他后来做了大学讲师的时候,每礼拜也还要到劳吞堡去一两次;在宴席上他是时常坐在伯爵夫人的旁边的。

他年轻时候和克诺剥罗合(Fraulein Charlotte von Knobloch)姑娘写的信上,称她是“女性之花”(Eine Dame,die die Zierde ihres Geschlechts ist)。雅可布(Jacobim)夫人写给他的信上,从纸上送他一个“同情的接吻”(Ein Kuss persimpatin)。

康德这样尊崇女性,同时也受女性的十分尊崇,他是很有些中世纪的骑士之风的。加以他的谈锋很犀利,他的学识也很渊博,他很能博得女人的欢心;在不知道他的人,在社交场中遇着他,不会知道他是在哲学史中卷起了天大革命的一位哲学家。他年轻的时候,衣服很能入时。他对于烹调的技能尤其有深到的研究,希培尔曾经取笑过他,说他可以著一部《烹调艺术的批判》(Kritik der Kochkunst)呢。

他现在老了,虽然不再想结婚,但他在年轻时候并且也曾起过三次结婚的想头;不过他很踌蹰,在他还在踌蹰将来的家计时,他的对象已经为捷足者先得了。他是马具师的儿子,在他的批判书出世之前不为饥寒所迫以致早死已就是他的天幸了,结婚的生涯在他要算是一种禁果。

他现在老了,虽然不再想结婚,但他对于女性的崇拜是没有减杀。在三年以前,他还没有迁住公主街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在哲学路上散步,不幸竟跌了一跤。那时有两位不相识的妇人走来搀扶了他起来。他非常感激她们。他对于女性的礼仪在这时也不曾忘记。

他手里正拿着一朵蔷薇花,他拿来献给那两位女人之中的年轻的一位。

这朵蔷薇花!这朵蔷薇花!这便是把那一排白杨的树梢换来了的!

得着哲人的蔷薇花的邻妇,至今还保存在她的首饰匣中——哲人窗外的白杨不敢再在哲人之前抬头了。

十点钟的时候,康德由大学回来。刚走到门首,狂喜着的朗培跑去报告他说:

——“邻家的主人真好!邻家的主人真好!我们可以免得搬家了。啊,老教授!你真不知道使我担了多少心。在康达尔家里住着的时候,那雄鸡的事情你总还记得罢?啊,邻家的主人真好!他们把那白杨树的树颠砍了!”

康德教授听到这最后一句话,在他的脸上也突然现出了一道惊喜的笑容,他匆匆上楼,走进他的书斋里去。

南窗推开,有一片白光,随着熏风的吹送,当面流来,他不禁愣了一下。

“啊,Lobenicht的塔!”

对面的一排白杨在两点钟的时间内果然已经削平了。Lobenicht的寺院的塔尖,从削平了的树列后,远远现在太阳的白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