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道院院长的病（第9/11页）
他向后仰，硕大的头颅靠在椅背上，似乎一下子倒空了思想。塞巴斯蒂安·戴乌斯向他友好地俯过身去，一边抓住他的无袖长袍：
“我会去思考院长愿意对我说出的这些想法”，他说。“告辞之前，我是否也可以向您透露一个假设作为交换呢？时下的大多数哲学家假设有一个世界的心灵，它可以感知，也多多少少有意识，一切事物都具有它的一部分；我自己梦见过石头无声的沉思……然而，我们仅仅知道的那些事实却似乎指出，痛苦，以及与之相应的欢愉，善，以及我们所谓的恶，公正，还有我们认为的不公正，最后还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理解力，我们借助它来分辨这些对立面，所有这一切只存在于一个血的世界之中，也许还有汁液，有肉体，神经网像放射的闪电一样分布于其中，还有（谁知道呢？）茎，它向着阳光生长，阳光是它至高的善，它因缺水而衰败，因寒冷而收缩，有时则全力抵抗另一些植物不公平的践踏。其余的一切，我想说的是矿物世界和精神世界，如果它们存在的话，也许是没有知觉和安安静静的，在我们的欢欣和痛苦之外，或者在它们之内。我们经受的磨难，院长先生，可能只是宇宙万物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特例，这样也许可以解释那种恒定不变的物质的无动于衷，而我们虔诚地将这种物质称之为上帝。”
院长克制住一丝震颤。
“您的话令人惊骇”，他说。“但是，倘若果真如此，我们生活的世界比从前任何时候更像是被人碾碎的小麦和流血的羔羊。您安心回去吧，塞巴斯蒂安。”
泽农穿过连接修道院和圣科姆济贫院之间的拱廊。雪被大风卷起，落在地上堆成一团团白色。泽农回到住处，径直走进放书架的小房间，那里堆放着他从让·米耶处继承的书籍。老头儿有一本安德烈亚斯·维萨里二十年前发表的解剖学著作，跟泽农一样，维萨里曾竭力反对加利安体系的套路，以期获得一种对人体更加全面的认识。泽农与这位名医有过一面之缘，此人后来成为宫廷里的红人，最终在东方因黑死病丧命；维萨里的工作仅限于他的医学专长，虽有为数不少的学究找他的麻烦，然而除了这些迂腐的学究，他不用惧怕来自其他方面的迫害。他也偷过尸首；他对人体内部的认识来自从绞刑架下和火刑堆上拣来的骨骼，要不然，更加大逆不道的是，借对达官贵人作防腐处理之机，从他们身上偷偷拿走一只肾，或者一只睾丸里的东西，然后塞进一团纱布，随后谁也看不出来有人在这些王公贵族身上动过手脚。
泽农将对开本书放在灯下，翻找一幅插图，上面有食道、咽喉连同气管的切片。在他看来，这幅图是擅长演示的大师最不完善的图画之一，然而他也并非不知道，维萨里跟他自己一样，往往不得不在已经腐烂的尸体上过快地操作。他将手指放在怀疑院长生了一块息肉的部位，这块息肉迟早会令病人窒息。在德国，他曾经有机会解剖过一个死于同样疾病的流浪汉；回想起这件事情，以及借助窥喉镜所作的检查让他作出诊断，在院长令人费解的症状背后，有一小块肉在起破坏作用，它将逐渐吞噬邻近的组织。野心和暴力，它们与院长的天性原本毫不相干，却似乎悄悄潜伏在他身体的这个角落，最终从那里将这个善良的人摧毁。如果他丝毫没有算错的话，让-路易·德·贝尔莱蒙，布鲁日方济各会修道院的院长，匈牙利的玛丽王太后的前林务长官，《克雷皮和约》的全权代表，将在几个月之后死去，扼死他的是在他自己咽喉深处形成的一个结，除非这块息肉在生长过程中折断静脉，将这个不幸的人淹没在自己的血泊之中。出现意外的可能性从来不容忽视，除非出现这种意外，突如其来的死亡以速度战胜疾病本身，这位圣徒的命运已经被贴上封条，如同他已经死去。
疾病在身体深处，柳叶刀和烧灼剂都无能为力。唯一可以延长这位朋友生命的办法，就是用谨慎的饮食控制来维持他的体力；当咽喉变得日益狭窄，令修道院的日常饭食难以下咽时，要想办法弄到半流体的食物，既清淡又营养，让他可以不太困难地吞咽；还要注意避免对他使用医生们惯常的放血或者催泻，那些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野蛮地耗尽人体的元气。有朝一日需要平息过于剧烈的疼痛时，鸦片制剂会很有效。不过在此之前，最好还是继续哄他服用一些无关痛痒的药品，以免让他感到自己在病中被弃置不顾而陷入极度的焦灼。眼下，医生的技艺已无更大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