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你就不会迷路（第16/35页）

他转了半个圈，走进位于一幢大楼底层的咖啡馆。他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信，要了一杯橙汁，还问有没有裁纸刀，他借助小刀打开了信封，因为他担心如果用手撕开信封，会撕坏了信封背面的地址。信封里只有三张一次成像的照片。他认出了照片上的那个孩子就是自己。他记起他们一起去拍照片的那个下午，那是过了圣—米歇尔桥的一间小店，就在法院对面。后来他也经常路过那间店，一切都没有变。

或许应该重新找出这三张照片，和奥托里尼“卷宗”里的这张放大的照片做个对比。也许就放在四十年前的那个箱子里，又或许，他运气很好，碰巧丢失了箱子的钥匙？没有必要。应该是同一张照片。“孩子身份不明。搜查、逮捕安妮·阿斯特朗。文帝米尔边防检查站。一九五二年七月二日星期一。”应该是她准备穿越国界的时候，遭到了搜查和逮捕。

她读过他的小说《夏日的黑暗》，读到了关于那个夏天的一段。否则，十五年后，她又为什么要给他写信呢？但是她从哪儿打听到他临时住址的呢？更何况他又很少在格莱西沃丹广场留宿。别人更清楚，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布朗什广场街区，古斯都大街的房子里度过。

曾经，他写这本书，就是寄希望于她看到了能招呼他一声。写书对于他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打开信号灯，或是发出莫尔斯电码，为了引起某些人的注意，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消息。但是安妮·阿斯特朗有所不同，他没有提及她的名字，甚至故意混淆了可能的蛛丝马迹。她不可能在任何一个人物中读出自己。他从来不曾明白，有人竟然可以将一个对自己而言非常重要的人物植入小说。一旦这个人进入了小说，就像穿越了一面镜子一般，他就会永远消失。他就从来不曾在真实生活中存在过。被消减成虚无……必须用更为巧妙的手段。因此在《夏日的黑暗》，唯一能够引起安妮·阿斯特朗注意的，应该就只有一页，他叙述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走进位于法院大街的一次成像快照小店。他从来不曾搞明白过，为什么她会把他推进一个小空间。她对他说，径直看着镜头，不要晃脑袋。她拉上了黑色的帘子。他坐在小凳子上。一道强光让他发懵，他闭上了眼睛。她又拉开了黑色帘子，然后他走出小空间。他们等着照片从缝隙中掉出来。但他们不得不再来，因为照片上的他闭着眼睛。接着，她带他去隔壁的咖啡馆喝了一杯石榴汁。事情就是这样的。他准确无误地描写了这个场景，尽管他知道这一段与小说其他部分不甚吻合。这是他偷偷摸摸放进小说的一小段事实，那类登在报纸上的小广告所公布的信息，只有一个人能辨识得出来。

直到下午将尽，他也没有接到尚塔尔·格里佩的电话，对此他颇为惊讶。但是，她应该察觉到自己落下了那条黑裙子呀。他拨打了她的手机，但是没人应答。信号响过之后，是静默。你已经站在悬崖边缘，越过去，就只有空茫。他在想，这电话号码是不是还是她的。或许尚塔尔·格里佩已经丢了手机。或许她已经不在人世。

他的怀疑蔓延开来，他想到了吉尔·奥托里尼。他在电脑键盘上打下了：斯威尔茨公司，巴黎。在巴黎根本没有斯威尔茨公司，不管是在圣拉扎尔火车站的街区还是在别的什么行政区。那个自称是《骑马闲逛》一书作者的人只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公司的影子职员。

他还想搞清楚格莱西沃丹广场是不是有个叫奥托里尼的人，但是广场地区的八个电话号码对应的名字里没有一个奥托里尼。无论如何，黑裙子仍然搭在沙发靠背上，可以证明他不是在做梦。他想碰碰运气，又在键盘上敲下了“西尔维—罗莎。时装设计。埃斯泰尔街。马赛。”但是他只得到了“罗莎成衣修改，索瓦日街18号，68100穆勒豪斯。”有好几年了，他几乎没有用过这台电脑，他也停下了大部分的搜索。而他偶尔想寻找一些人的踪迹，似乎也总能避开这台电脑的搜索。他们似乎都成了漏网之鱼，属于另一个时代，再说他们并不是一起的。他想起他几乎没怎么见过的父亲，他用温柔的声音告诉他：“我会让十个预审法官感到失望的。”电脑上没有任何有关父亲的消息。托尔斯泰尔也没有，佩兰·德拉拉也没有，这些名字，他都在键盘上打过，前一天晚上，在尚塔尔·格里佩到来之前。而且键入佩兰·德拉拉的时候，常见的事情又发生了：屏幕上出现了一系列的佩兰，就算穷尽一个晚上也很难一一查完。通常，他想知道消息的这些人都藏在一堆无名氏后面，或是躲在某个同名的名人后面。而如果他在键盘上直接打上这样的问题：“雅克·佩兰·德拉拉还活着吗？如果还活着，请告诉我他的地址。”那么，电脑就不能够回答他的问题，我们仿佛能够感觉到，穿过将电脑连接在插头上的无数条电线，有一种犹豫和尴尬存在。有时，你会被带到错误的轨道上：“阿斯特朗”这个名字在瑞典有一堆搜索结果，而且好几个姓阿斯特朗的人都住在哥德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