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露易丝·科莱的叙述（第6/8页）

最后我终于明白了，他最需要从我这儿得到的是一个聪慧的伙伴，一种精神的恋爱。在他艰辛创作《包法利夫人》的那些岁月里（尽管也许不像他常喜欢说的那样艰辛），一天结束的时候，他寻求一种脑力的放松。由于体力上的放松对他来说太复杂，包括了太多的他不能完全掌握的内容。他常常会坐下来，坐在一张桌子旁，拿起一张纸，向我发泄。你不觉得这个形象高抬了我吗？我并不是有意为之的。过去出于忠贞而相信古斯塔夫的那些假意，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顺便提一下，他从没有用密西西比河的河水给我的乳房洗礼；我们之间唯一传递过瓶子的事是我寄给他一些塔布雷尔水，让他不再脱发。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种精神恋爱并不比我们情感上的恋爱容易。一方面，他粗野，笨拙，好欺负人，自视清高；另一方面，他又温柔，多情，热情忘我。他不讲规矩。他拒绝完全接受我的思想，正如他拒绝完全接受我的感情那样。当然，他一切都清楚。他告诉我，在心理上他已六十岁了，而我还只有二十岁。他告诉我，如果我一直喝水而不是喝酒的话，我会患上胃癌。他告诉我，我应该嫁给维克托·库赞。（而维克多·库赞在这点上的意见是，我应该嫁给古斯塔夫·福楼拜。）他把他的作品寄给我。他把《十一月》寄给我。这个作品很弱，很一般；我没有加以评论，只是暗自掂量。他把《情感教育》的第一版寄给了我；我并没有被它深深吸引住，但我又怎么能不称赞它呢？我的称赞遭到了他的指责。他给我寄来了他的《圣安托万的诱惑》；我真的喜欢这个作品，并告诉了他。他再一次指责我。他说，我所喜欢的那些部分，他敢肯定，是那些最容易写的部分；他声称，我那些谨慎提出的修改建议只会削弱他的书。我对《情感教育》表达出的”过度热情”使他深感“震惊”！这就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没有发表过多少作品的外省作家对一个著名的（他声称所深爱着的）巴黎诗人的赞美的感谢！我对他作品进行评论的价值只在于构成了他给我上艺术课的恼人的借口。

我当然知道，他是个天才。我始终把他视为一个出色的散文作家。虽然他低估了我的才能，但我没有理由贬低他的天赋。我可不像臭不可闻的杜康，他骄傲地声称自己与古斯塔夫有多年的交情，但总是不承认他的天赋。我参加过讨论我们同时代的优秀作家的宴会，在这些宴会上，每当提到一位新作家的名字的时候，杜康总会彬彬有礼地纠正大家的看法。“那么，杜康，”最后，有人略显不耐烦地说，“你如何看待我们亲爱的古斯塔夫？”杜康赞同地笑笑，一只手的五个指尖轻拍着另一只手的五个指尖，一副小心而公正的样子。“福楼拜是一个拥有罕见天赋的作家，”他回应说，以一种令我大为吃惊的方式使用了古斯塔夫的家姓，“但是他体弱多病的身体，使他无法成为一个天才。”你一定会以为他在练习写回忆录。

至于说我自己的作品！自然，我会常常寄给古斯塔夫。他告诉我说，我的风格绵软、松散、陈腐。他不满地说，我的标题意义模糊，自命不凡。他像一位学校老师那样给我讲如何区分saisir与s’en saisir的课程。他称赞我时会使用这样的方式，说我写得很自然，就像母鸡生蛋一样。或者在用一通批评摧毁了一个作品后，他会说：“那些我没有做任何标志的地方，在我看来，似乎都不错，而且很好。”他告诉我，要用大脑写作，而不是用心去写作。他告诉我说，头发只有在反复梳理后才会发光，风格也是如此。他告诉我，不要将自己置于作品之中，不要诗化事物（我是一名诗人啊！他告诉我说，我拥有一份对艺术的热爱，但没有一份对艺术的虔诚。

当然，他想让我做的是，尽可能地像他那样去写作。这是我经常注意到作家们所拥有的一种虚荣；他们愈是杰出，就会愈加明确地表达这份虚荣。他们认为，人人都应该像他们那样去写作：当然不是写得像他们一样好，而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写。一种高山对小山坡的期盼方式。

杜康过去常说，古斯塔夫身上没有一丁点儿诗的感觉。虽然与他意见一致并不使我高兴，但我同意他的说法。古斯塔夫给我们大家上诗歌课——虽然通常上的是布耶的课程内容，而不是他自己的——可他并不懂诗歌。他自己不写诗。他过去常说，他希望能赋予他的散文以诗的力量与境界；但是，这样的计划似乎部分包括先要削弱诗歌的地位。他希望他的散文是客观科学的，没有作家在场的，没有倾向意见的；因此，他认定，诗歌创作也应该遵照同样的原则。请告诉我，在写爱情诗时你如何做到客观、科学、置身其外。就告诉我这一点。古斯塔夫不相信感情；他害怕爱情；于是，他把他的神经官能症提升为一种艺术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