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27/41页）

然而塞特姆布里尼的祖父不只是位意大利爱国者，还是一切渴望自由的人民的兄弟和战友。在他以言论和行动参与的都灵起义失败后，他险些儿没逃脱梅特涅侯爵的刽子手们的追捕。后来，他将自己流亡的时间用于在西班牙为宪政而战，在希腊为希腊人民的独立自由而战，而流血牺牲。塞特姆布里尼的父亲就出生在希腊，所以才成了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才那么爱好古典文学艺术；而且，他的母亲有着德意志血统，因为乔西普在瑞士娶了一位少女，然后带着她走南闯北。经过了十年的颠沛流离，他才重归故里，在米兰做律师，然而绝对没有放弃号召民众为争取自由和实现祖国统一而斗争，不管是用文字还是言语，不管是用散文还是诗。他热情激昂地起草了推翻暴政的纲领，明确地宣告要联合一切争得了自由的民族，共同创造人类的幸福。孙子塞特姆布里尼讲到的一个细节，给年轻的卡斯托普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祖父乔西普一辈子在公共场合都只穿黑色的丧服，因为他在志哀。他自己说：为意大利志哀，为他在苦难和奴役中奄奄一息的祖国志哀。听到这儿，汉斯·卡斯托普不由得想到他自己的祖父——而在此之前，他已好几次将两位老人作过对比，因为在他所见到的一段时间里，他祖父也同样只穿黑衣服，只不过与这儿这位祖父的动机根本不一样。汉斯·卡斯托普回忆起那老式的黑衣服，穿着它，本来已经属于过去时代的祖父勉勉强强地适应着新时代，同时又暗示出自己与它格格不入；他直到去世，才庄严地恢复更适合于他的本来面目——戴上了圆形的绉领。真是两位大不相同的祖父啊！汉斯·卡斯托普沉思起来，目光凝定，脑袋轻轻地摇动，既像是在对乔西普·塞特姆布里尼表示赞赏，又像表示诧异和不赞成。实际上呢，他也存心避免对陌生的事物贸然下判断，而只满足于作比较和确认事实。他仿佛又看见祖父在客厅里，正若有所思地将瘦削的脑袋伸在镀金的圆形洗礼钵上，观察着这件代代相传的宝贝——他嘬圆了嘴，因为唇间正吐出那带Ur的音节[10]；它那沉浊、神圣的发音，令人想起那些人们都弯着腰毕恭毕敬地往前走的所在。他也看见了乔西普·塞特姆布里尼，看见他胳膊上戴着三色臂章，手舞着军刀，目光阴沉地望着天空发誓，身后率领着一群自由战士，正要向专制政权的军队的方阵冲去。两位祖父都各有自己的美和尊严，他想，为了不觉得自己个人或者不一定是个人有任何偏袒，而是尽可能地公平合理。塞特姆布里尼的祖父确曾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战；他自己的祖父呢，或者说他自己的祖先呢，却本来就拥有一切权利，只是在四百年中，民众已用暴力和花言巧语给他们慢慢夺走了……这样他们两位都总是穿黑衣服，北方的祖父和南方的祖父一样，目的都是要使自己和恶劣的现实严格地保持距离。只不过一位是出于虔诚，出于对他所归属的往昔和死亡的尊重；另一位则出于反叛，出于对敌视虔诚信仰的进步的追求。是的，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或者叫做立场，汉斯·卡斯托普想。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讲述的过程中，他仿佛站在了两个世界之间，一会儿审视审视这边，一会儿观望观望那边；这样的情景，他觉得自己已经经历过。他想起了，那是一天黄昏时分他在阿尔斯特某处的湖上独自一人荡舟，时间为几年前的一个夏末。七点钟光景，红日已经西沉，一轮差不多的满月正从东方长满芦苇丛的河岸冉冉升起。汉斯·卡斯托普在静静的湖上划着桨，有十分钟之久，天地之间的景象令他心醉神迷，恍如置身梦境。在西方，天更亮了，光线明晰如同白昼；可回过头去看东方，又分明已是雾霭迷蒙的极其美妙的月夜。这奇异的景象保持了差不多一刻钟，最后终于让夜色和月亮占了上风。怀着惊喜，他将迷茫的眼睛一会儿望着这种光景，一会儿望着另一种光景，反复转换，由白昼而黑夜，又由黑夜而白昼。汉斯·卡斯托普不由得想起了当年的这个经历。

以他的生活方式和广泛的社会活动，汉斯·卡斯托普继续想，塞特姆布里尼律师不大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法学家。可是，法律的基本准则从小到死都一直铭记在他心中，他的孙子要人相信。汉斯·卡斯托普呢，他虽然眼下头脑不大清醒，刚才那六道菜的午饭够他受的，却努力想理解塞特姆布里尼所谓这一准则是“自由与进步的源泉”是什么意思。至于进步嘛，他过去理解的就不外乎像十九世纪不断改进起重机械一类的事；而且他发现，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也并不轻视这类事情，还有他的祖父显然也一样。意大利人对两位听讲者的祖国表示敬意，一是因为它发明了将封建主义的盔甲轰得稀巴烂的火药，二是它发明了使民主传播其思想，也即传播民主思想成为可能的印刷术[11]。这就是说，他称赞德国，也相信应该公正地给自己的祖国以荣誉，但只是在谈到它的往昔的时候；因为其他民族尚处于迷信与奴役的蒙昧之中，他的祖国已经第一个举起了启蒙、教育和自由的旗帜。如果说，像他第一次与表兄弟俩在山上的长凳旁邂逅时所表明的，他对汉斯·卡斯托普的专业即技术与交通事业表现得很尊重的话，那么，看来并非因为他认为技术与交通事业本身具有强大的力量，而是考虑到了它们促进人类道德完善的作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乐于承认技术与交通事业有这样的作用。他说，技术渐渐地征服自然，通过扩大公路网和电信网建立各地之间的联系，战胜气候的差异，从而证明它是使各民族接近，增进他们的相互了解，协调他们的关系，消除他们的偏见，最终实现世界大同的可靠手段。人类将走出黑暗、恐惧和仇恨，将沿着光辉灿烂的大道向前、向上，向着友爱、光明、善良和幸福的最终目标前进。在这条大道上，科学技术就是最快捷的车辆，他说。如此激昂慷慨地讲着，他竟一下子将汉斯·卡斯托普迄今一贯认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范畴拉到了一起。科学技术与政治道德！他说。接着，他真的讲到了首先宣示平等与大同原则的基督教信仰的救世主；这种原则后来的传播得到印刷术大大的推动，最后伟大的法国革命又将它提高为了法律。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些话在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听起来真是莫名其妙，虽然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用语非常简单明了。有一次，他继续讲，他祖父一生中就这么一次，那是在刚好进入壮年的时候：当时他打心眼儿里感到幸福，因为巴黎爆发了七月革命。他祖父大声地公开宣称，有朝一日，所有人都将把巴黎的那三天与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相提并论。听到这儿，汉斯·卡斯托普忍不住拍了一下桌子，内心深处大为惊异。须知在一八三〇年夏天的那三天里，巴黎人只是制订了一部新宪法，上帝却在六天中分开陆地和海洋，创造了日月星辰以及花、树、鸟、鱼和一切生命，将两者相提并论在他看来实在太荒唐。过后，他单独与表兄约阿希姆谈起这事，仍认为它过于唐突，是的，简直是对上帝的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