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雅尔塔的春天（第4/9页）

On dit que tu te maries

tu sais que j'en vais mourir(7)

那圆润响亮、如痴如醉的歌声会产生神奇的力量，让她仿佛沉浸在一片火烧云发出的霞光中。旋律如泣如诉，诉说着屈辱和痛苦，节奏激发出婚礼与死亡间的联想。唱它的姨妈早已故去，现在想起来的只有她的歌声，搅得我在尼娜离开之后的几个钟头里心神不宁。甚至到后来就像一艘驶过的大船搅起的余波，小浪平缓，朝岸边扑打，梦幻般渐渐慢下来。要么就像钟楼里传出的钟声，敲钟人早已回家与家人重新欢聚，唯有铜钟仍在颤悠悠地挣扎。又是一两年过去了，我去巴黎办事。一天早晨我到一家旅馆找一位电影演员，在楼梯转弯的平台上又看见了她，穿着一套合身的女装，正在等电梯下楼，手指下方晃荡着一把钥匙。“费迪南德击剑去了。”她兴致勃勃地说道。她的眼睛盯住我的下半张脸，仿佛在读唇语一般。沉思片刻后（她对肉体欢爱的了解之深是无人可及的），她转过身，细细的脚脖子快速扭动起来，领着我走过铺着海蓝色地毯的过道。她的房门口放着一张椅子，上面摆着一只托盘，早餐吃过后还没有收拾——上面放着一把沾着蜂蜜的餐刀，托盘灰色的瓷面上撒着面包屑。不过房间已经打扫过了。因为突然开门通风，一幅绣着白色大丽花的棉布帘波浪一般扑卷进来，在落地窗的两片窗扇之间好一阵抖动撞击。房门锁上了后，窗扇才放开了扑进来的窗帘，发出一声响，好像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一会儿后我走出房间，来到外面一个铸铁小阳台上，闻到一股干枫树叶和汽油混合起来的气味——原来是雾蒙蒙、灰蓝色的清晨街道上还未清理的垃圾。那时已有病态的感伤在不断增长，这将使我和尼娜之后的相逢更加痛苦。但我当时毫无察觉，所以也许表现得和她一样泰然自若，无忧无虑。我陪着她从旅馆出来，到一个什么办公室去查查她丢了的一只手提箱找着了没有，然后又去了一家咖啡店，她丈夫正在那里召集他当时的部属开会。

那个男人是个法裔匈牙利作家，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偶然有几处提到他的名字，那也是出于礼貌用了化名）。我宁愿只字不提，但我又不由自主地要说说——他像浪涛一般从我的笔下冒出来。如今人们很少听说他了，这是好事，因为这证明我当初抵制他的邪恶魔力是对的。无论何时，手一沾到他的任何一本新书，我就会感到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寒气顺脊梁而下，有这样的感觉也是对的。像他这样的人，名声传得很快，但很快就沉寂了，过时了。就历史而言，他这种人也就是生死两个日期之间的一个破折号而已。胸无实学，又傲慢自大，随时备好恶毒的双关语，毒箭一般朝你射来。他那双沉郁的棕色眼睛里深藏着一种充满期待的奇怪神情，我敢说，这个虚伪的调笑者对于弱小的啮齿动物有不可抗拒的影响力。他出口成章的功夫已练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尤其以词语编织匠颇为自豪，他把这个头衔看得比作家的头衔还要高。就我个人而言，我绝对不明白胡编乱造些书有什么好处，写些根本没有以任何方式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有什么好处。我记得有一次，他点头鼓励我发表高见，我不怕受他嘲笑，便对他说假如我是个作家，我就会只允许自己的心灵拥有想象，其余一切都得依赖于记忆，记忆是真实的人生在夕阳下拖长了的影子。

我在认识他之前就知道他的书。那时隐隐的反感早已代替了我看他第一本小说时曾经历过的审美愉悦。他刚刚写小说时，还有可能表现出些人间美景，古老的庄园，透过他那彩色玻璃一般的花哨文风也能看出梦里常见的排排树木……然而随着每一本新书的问世，那块文风玻璃上的色彩越来越浓厚，红色紫色越来越像不祥之兆。到如今，那块玻璃已经色彩斑斓，面目狰狞，透过它再也看不出任何东西了。就算将它打碎，里头也好像空无一物，只有完全彻底的一片黑暗对着我们发抖的灵魂。但想当初他是个多危险的人啊，可谓毒汁四溅，惹急了会挥起鞭子一顿猛抽！他的讽刺如同龙卷风，所过之处皆成荒原，那里橡树被成排击倒，尘土仍在盘旋。谁要是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就会惨遭不幸，像陀螺一般被他抽得满地乱转，在飞扬的尘埃中哇哇痛叫。

那一次我们见面时，正值他的小说Passage à niveau (8) 在巴黎走红。就像大家所说的，他“被包围了”。尼娜（她的适应能力奇妙地弥补了她的文化缺失）已经担当了重要角色，如果算不上缪斯，至少也是一位精神伴侣和灵犀相通的顾问，跟得上费迪南德弯弯绕绕的创作思路，忠实地分享着他的艺术趣味。要说她从头至尾参与过他哪一本书的写作，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她有一种神奇的本领：听文学界的朋友们闲聊文学，无意间冒出来的精彩段落她都能给收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