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雅尔塔的春天（第3/9页）
“让我想想，我们上回是在哪儿见的面，”我开始说道（对着菲雅尔塔版本的尼娜），为的是让她颧骨突出、嘴唇暗红的小脸上生出一种我熟知的表情。果然不出所料，她又是摇头，又是皱眉，那意思倒不像是说她忘了，而是在感叹老说这样的笑话，太没意思了。说得更确切点，那表情就好像在说，命运在所有那些城市安排了我们各种各样的约会，却从未亲自出席；那些站台、楼梯、三面是墙的房间和昏暗的屋后小巷，只不过是很久以前别人的生活结束后存留下来的陈腐的布景，它们和我们自己漫无目的的命运的表演没什么联系，提起来实在倒人胃口。
我陪着她走进拱廊下的一家商店，珠子门帘外天色已暗，她指着几款里面垫着薄绵纸的红色女式钱包，仔细看标价牌，像是要了解博物馆里的展品名称。她说她想要的正是这种式样，不过得是淡黄褐色的。经过十分钟忙忙乱乱的翻腾，那位达尔马提亚(2) 老头竟奇迹般地找出来这么一个稀奇古怪的东西，我至今都百思不得其解。尼娜正要从我手里抠出几张钱来，又突然改变了主意，什么也没买就穿过飘动的珠帘走了出来。
外面和先前一样，还是乳白色的沉闷天空，还有一股燃烧的气味，从那些灰白房屋毫无遮挡的窗户里飘出来，搅动了我对鞑靼人往事的回忆。一小群小飞虫正忙着在一株含羞草上方织补空气，含羞草无精打采地开着花，枝叶都拖到了地上。两个戴着阔边帽的工人正就着奶酪和大蒜吃午饭，他们背后靠着一块马戏广告牌，广告牌上画着一位红色的轻骑兵和一头老虎模样的橘色野兽。奇怪的是，画家竭力把这只野兽画得尽可能地凶猛，但他用力过猛，便从别的方面设法弥补，因为老虎的脸看上去分明像张人脸。
“Au fond，(3) 我刚才想买一把梳子。”尼娜说道，觉得后悔为时已晚。
她办事老是犹犹豫豫，想了再想，想到第三遍又回到头一次的想法上去，连上下火车时都要担心一会儿，这些我都多么熟悉啊。她总是要么刚刚到达，要么马上要离开，对此我一想起来就有受辱之感。约会本来是定好了的，就是游荡成瘾的混混也知道那是非去不可的，她却要把路线搞得复杂多变，叫你疯跑。假如要我在我们俗世评判人面前提供一个她平时的典型姿势，那我也许要把她放在库克旅行社(4) ，让她斜靠着一个柜台，左小腿交叉在右小腿上，左脚的脚指头轻敲地面，两只尖瘦的胳膊肘和装满硬币的手提袋放在柜台上。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则手握铅笔，和她一起谋划着给她订一个一劳永逸的永久卧铺。
大批人离开俄罗斯移居国外后，我在柏林的一些朋友家里见过她——那是第二次见面。我快要结婚了，她刚刚与她的未婚夫分手。我一进那间屋子，一眼就看见了她。我又扫了一眼别的客人，凭直觉判断在场的男人中哪一个比我更了解她。她坐在一张长沙发的一角，双脚收在沙发上，小巧的身体舒适地蜷曲成一个“Z”形，一只鞋跟前面的沙发上歪立着一个烟灰缸。她眯缝着眼睛看了看我，听我报了姓名，然后从嘴唇上取下那个花梗一般的烟嘴，这才缓缓地、乐呵呵地说道：“好吧，见过大家——”她一张嘴，大家立刻明白了，我们的亲密关系由来已久。不用问，当年那场热吻的事她早就全忘了，然而不知为何，倒是因为有过那桩微不足道的事，她好像不由自主地老是隐约想起一段热烈快乐的友情，其实那样的友情在我俩之间根本不存在。我们的关系完全是一个虚架子，建立在想象出来的感情上——这与她待人随便的好心肠无关。从我们说的话来看，这次见面被证明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隔阂。那天晚餐时我的座位碰巧排在她身边，我厚着脸皮试探了一下，看她藏在心里的容忍程度到底如何。
此后她又消失了。一年后，我和妻子到火车站送我弟弟去波兹南(5) 。火车开走以后，我们沿着站台的另一边朝出口走去，突然在巴黎快车的一节车厢旁边看见了尼娜，她把头埋在她捧着的一束鲜花里，站在一伙人中间。那些人是她的朋友，我不认识。他们站成一圈，呆呆地望着她，就像无所事事的人望着大街路面，望着一个迷路的孩子，或者望着车祸的受害者一样。她爽朗地挥着花向我打招呼，我把她介绍给了叶连娜。在偌大一个火车站里，每一件事情都在其他事情的边缘上颤抖，颇有生命匆匆的气氛，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大事，都要只争朝夕，倍加珍视。在这样的环境中，只言片语的交谈就足以让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在下一次见面时互用昵称了。那一天，在巴黎快车投下的幽幽阴影中，她第一次提到了费迪南德。我得知她要嫁给他了，竟然觉得痛苦，想来实在可笑。车厢门开始砰砰地关上，她和朋友们吻别，很急促，但很真诚，然后上车进了车厢，消失了。接下来我透过窗户玻璃看见她在自己的隔间里坐了下来，好像突然间忘了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车厢像个玻璃鱼缸，里头隐隐约约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生命在移动，我们大家都手插在衣袋里，定睛观察。后来她明白过来我们在看她，便咚咚地敲窗玻璃，又抬起眼睛，在车窗的窗框上摸索，好像上面挂着一幅画一般，但没有任何结果。有个和她同车的旅客帮着她放下了窗子，她探出头来，是个有声有色的真人了，开心地笑着。火车无声无息地滑动起来，我们中的一个人赶了过去，递给她一本杂志和一本陶赫尼茨(6) 出版的书（她只有在旅行途中才会看看英文）。一切都滑走了，走得美好、平稳。我攥着一张站台票，揉得不成样子，一支上个世纪的老歌（据传这首歌与一出巴黎的爱情剧有关）在我的脑海里响个不停。它是从记忆的音乐盒里冒出来的，为什么会冒出来，只有上帝知道。那是一支感伤的歌谣，我的一位终生未嫁的姨妈过去经常唱。这位姨妈长着一张黄脸，黄得像俄国教堂里的石蜡，但天生一副好嗓子。每当她一展歌喉，唱起这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