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秘书身世──印度百年剪影（第3/7页）

“当时我同姐姐和她丈夫身在远方，姐夫在那里担任邦政府的粮食检查员。他在一九四五年从军队——奥金莱克①的部队——退役。先前他是一名所谓的总督委任军官，离开军队时他的军阶是中尉。这些总督委任军官在战前——当时英国人觉得他们不久将面临战争——就被征召入伍了。还是孩子时，我很钦佩他，常盼望见到他，在我心目中他是某种英雄。他总是穿得很讲究，会给我们许多礼物，例如巧克力和军中供应品。我唯一不喜欢他的地方就是他抽烟。

“我知道父亲在加尔各答的遭遇。我常看报纸上的照片，大家也都在谈论那些可怕的事件。这一连串事情：好几个月看着母亲在一个房间里慢慢死去，我老迈的父亲照料着她，然后是我被托给姐姐照顾，随着她和她丈夫搬到印度另一边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那里的人说的是我听不懂的另一种语言，马拉塔语——这一连串事情使我陷入一阵彻底的沮丧和忧郁。

“现在我认为那是抑郁症。那时我就坐在屋外，在台阶上，只是蹲着，把头靠在手臂上，自己一个人坐在我姐姐屋外的台阶上。我会这样坐上几个钟头，心头一团乱，不知该想什么好。

“有一天早晨，我父亲突然来到了，我想他使我的生活恢复了一点正常。然后他又离开了，答应在事情平静下来后来把我带走，回到他身边。这时是独立前夕。

“我姐夫开始旷工。他会离开我们，一走好几个星期，也不告诉我们他要去哪里。我姐姐写信向父亲求助。但我父亲自己都还没安顿下来。这时他快五十五岁了。我跟着姐姐和她丈夫搬过许多次家——我姐夫一再换工作，而且老毛病不改，一再旷工不知去向。然后我父亲把我和姐姐带到了加尔各答，他在那里终于找到栖身之处。他也在一家进口公司谋得了一份工作。那时是一九四八年一月，圣雄甘地在那个月逝世。

“我和父亲相聚了一段时间。接着外婆把我带回她在南部的村庄，让我进入那儿的一所学校就读。但是这种村庄生活并不适合我，于是我在一九五○年回到加尔各答，重回父亲的身边。他开始在家里教我读书。我直到一九五二年十一岁时才真正进学校念书。我父亲无法跟我去，我就自己去学校，经过测验后获准入学念八年级。

“我父亲主要教我英语。他不太重视其他科目。由于他对英语的喜爱，也由于这时他已年迈，他会要求我朗读《政治家》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虽然我常常不懂我在读什么。他会要我在难懂的字词下面画线，让我自己写下它们的意思，作为下午的家庭作业。

“我父亲的收入减少了，所以我们那时住在房租较便宜的地区。那地区有几个留下来的英国人，住在我们附近的大屋子里，还有为数不少的穆斯林，以及同样多的英印混血儿和基督徒。我们全家——父亲、同父异母哥哥、同父异母姐姐、她的两个孩子还有我，总共六人，住在一间非常大的房间里，大约是二十英尺长，十六到十八英尺宽。我们必须和别户人家共享自来水和厕所。

“那地区的南印度人很少。我们一家人不太适应。所以我父亲决定搬到一个我们比较容易和别人打成一片，离我学校也比较近的地方。那时我已在一所南印度人的学校就读。

“我在那里读了三年。我每年在考试的时候都会出状况，就是生各种小病，所以我能一路升学，事实上只因为我的整体表现还不错。

“我们后来搬进了一套三室公寓，那时我哥哥已经开始赚钱。

“一九五五年三月我毕业了。两个月后我父亲过世了，死于一场车祸，就在离家非常近的街上。我父亲习惯早起。那天他到市场为晨间礼拜买鲜花；当他返家时，一辆逆向行驶、坐着三个人的摩托车向他冲了过来，他倒下不省人事。我们到现场时，他躺在血泊中，买的蔬果鲜花散了一地。

“我们叫出租车送他到医院，那辆摩托车上的一名男子也和我们一道，其他两个逃跑了。这个男子没有受伤，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他看到只有我和我哥哥抱着我父亲，便在一个街角打开出租车门逃走了。父亲在医院待了三天，很痛苦的三天。他再也没有醒过，就这样走了。

“接下来我们全家必须靠我哥哥的一百五十卢比——相当于十四英镑——月薪度日。他在一家工厂当英国经理的秘书，工厂位于郊区。于是我们得离开那套三室公寓，搬到我哥哥工厂附近一个较小的房子里。

“我压根儿不敢有上大学的念头。我不想成为哥哥的负担。而且，不管如何，我想靠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决定学最容易想到的东西，比如打字。离我们新住处不远有家打字学校，学费一个月四卢比。刚开始是我哥哥付的学费，但接着我就可以赚一些钱自己付了。我在打字学校做一些零工。那时我积极地找工作，但时机不好。我常常走十或十二英里路去找一位朋友，想通过他的帮忙谋份差事。那时我大约是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