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秘书身世──印度百年剪影（第2/7页）

“在数年之间，我祖父母相继过世，没有留下多少钱财。不过我父亲那些年的工作薪水一个比一个优渥。有一段时期，在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五年间，他的收入相当不错。他不但有足够的钱把家人照顾得舒舒服服，还有余裕拥有一些象征地位的东西，譬如马匹、四轮马车等。他有几匹由穆斯林马车夫驾驭的阿拉伯马。为什么是穆斯林？因为在当时他们是最容易找到且适合做那些工作的人。在当时，印度教徒不介意穆斯林在他们身边做些可以信赖的工作。

“我自己一点都不记得父亲这段日子的情况。这些全是我大姐主动说给我听的，我并没有要求她讲。过去和我父亲十分熟识的人也对我说过这些。他们有的会说些类似下面的话：‘住在加尔各答的南印度人很少像你父亲过得那么有地位或者说格调。’我还是个孩子，还在上学时，大约十三或者十四五岁，在一些社交聚会上遇见他们时，都会听到这样的话。在那种场合，人们会谈论某某人在世时很成功，或某某人失败了，有人就会谈起父亲过往的风光。听到这些时，我感到既骄傲又哀伤。

“在这段安逸的岁月，父亲喜欢典型的英国式装束——高帽、西装、背心、双色皮鞋、领带，一应俱全。闲暇时还打网球。他在住家附近成立了一个网球俱乐部。身为南印度人，他的生活开支很节省。在那时候，不用说，所有南印度人或泰米尔婆罗门毫无例外都吃素。所以两百卢比是笔相当可观的月薪。一般家庭只要三十或四十卢比就过得去了。

“他像大多数南印度婆罗门一样，是个笃信宗教的人。除了网球，他唯一肯花时间在上面的事情就是他的礼拜和祈祷歌。他唱祈祷歌是相当出名的。他成为了那地区的社群领导人。结果，他在家里收留新移民——从南部来这里讨生活的年轻人。他供他们吃穿，教他们速记和打字。我们家里可以说有一个固定的速记班。他还帮他们在英国公司找工作。

“我父亲一向尊敬英国人。他有办法和英国人融洽相处，对英语本身又很喜爱，大概就是因为这样，他不会一味地把他们看成某种可恨的人。他从不对任何政治感兴趣。

“我父亲结过三次婚。他第一个妻子过世，于是结了第二次婚，这样第二个妻子就可以照顾他的两个大孩子。当他第二个妻子过世，也是留下两三个孩子时，他在亲人的强迫下结了第三次婚。在那时候这样的婚姻并不困难。尽管一贫如洗，泰米尔婆罗门毫无例外都很能生育。他们很乐意把女儿奉送给任何想娶她们的人，只要他们确定对方符合一些基本条件——也就是男方出身于相同的社群，并有能力供养妻小。

“一九三五年第三次结婚时，我父亲四十三岁。他的第三个妻子，就是我母亲，当时十八岁。一九三七年他们生了一个孩子，但只活了五个多月，主要是因为我母亲的健康状况很差。我出生于一九四○年。

“这时候我父亲已经把最大的两个女儿嫁出去了，还剩一个女儿待字闺中。他还有一个第二次婚姻所生的男孩尚在求学。那些年因战争而动荡不安。我父亲那时是仓库管理员。那是一项要职——仓库里大部分的货物是进口货。仓库是日本三井公司所有。我父亲一九三六年——那时他已娶了我母亲——在日本人那里谋得了这份工作。他持续做着这份工作，直到这些在印度的日本企业随着战争爆发而关闭为止。在这之后我父亲换到刚成立的政府单位，军火暨生产总局（DGMP）。

“战争结束时我父亲放弃了这份工作。大约在这个时候，圣雄甘地的独立运动声势壮大了许多，穆斯林也变得躁动不安。一九四六年加尔各答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冲突所引发的暴动。

“在这之前我母亲病得很重。临终时，我母亲要求我的同父异母姐姐——她嫁了一个退役军人——将我抚养成人。所以，当我姐姐和她先生离开加尔各答时，我就跟着他们。那时我六岁。母亲在一个月后过世。

“几乎就在同时，加尔各答发生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冲突的大暴动。在那些暴动中我们先前居住的房屋被烧毁了。我们早已离开豪拉，搬到市区内。当父亲在战争结束后失去他在DGMP的工作时，我们便搬进了一栋大建筑的合租单间。这就是在暴动期间被放火烧毁的建筑——连同我母亲在里面断气、存放着我们几乎所有东西的房间。

“在暴动期间，父亲不得不抛下一切坐进一辆吉普车，并为了保命，将他所有的数千卢比付给载他的人。他们把他和其他跟他一样的人丢在豪拉火车站，任由他们自己搭火车离开那城市前往选定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