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孔雀（第2/8页）

威利想：“二十年前，我不会看到我现在看到的这些。我现在看到这些，是因为我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我不可能再变回原来的样子了。但是，我必须恢复原来看待事物的方式。否则，我的事业还没开始就已经输了。我身后的那个世界崇尚的是奢侈和体面。不久前，我已看得很清楚，那是一个简单的世界，那里的人都已经被简化了。我决不能回归那种理念。我必须认清，现在我身边的这些人，信仰和社会观念都更为复杂，我身处的是一个所有风格和巧思都已被剥夺的世界。这里是个机场。它在运转。这里到处是精通技术的人。这是我必须看到的。”

约瑟夫住在几百英里之外的一个省辖城市。

威利必须坐火车去。而要坐火车，必须先坐出租车去火车站。然后，他在售票处——就像强烈的阳光照不进来的山洞，仅靠昏暗的日光灯照明——发现，最近几天的火车票都已卖完，他必须在火车站开办的客栈里待上几天，或者去找家旅馆。很快，印度就以它所有的关于事物的新概念（出租车、旅馆、火车站、候车室、卫生间、餐馆），以及所有的新规则（蹲着如厕、只吃熟食、避免碰触水和柔软的水果），把他吞没了。

有一种瑜伽要求修行者非常缓慢地移动身体，同时全神贯注于头脑对身体的操控。练习数月之后（世故、天赋不足的人则需要数年），修行者会感觉到每一块肌肉在体内的运动精准地遵从头脑的指令。而对威利来说，回到印度的头几天，每天的生活流程就是这样一种瑜伽，就是一连串的障碍；每一件简单的事情都需要反复思量，需要重新学习。

（瑜伽：待在印度旅馆的房间里，打开窗子，面对噪音、气味，或者走在街上时，他发现，在紧张快速的内心生活中，他时常关注非洲。他记得在殖民时代末期，瑜伽曾在中年妇女中间风靡过一阵子，似乎对这种作为理想的精神和肉体的完善的简单认同能够使他们正在瓦解的世界变得容易忍受些。）

在柏林的时候，他曾设想过应该带些什么书。他首先想到的是，在林中长途跋涉之后，躲在静谧的乡村茅舍里，他会想要读一些轻松愉快的书。在非洲的时候，他多多少少放弃了阅读的习惯，现在能想起来的也就是《三人同舟》——可惜他从来没有读完过——和弗里曼·威尔斯·克罗夫特的《酒桶》或《酒桶传奇》，一本三十年代的惊险小说。他有一次偶然在非洲的某个人家里发现了一本破破烂烂的克罗夫特的平装书。他还没读多少，就找不到了（也可能是人家要回去了），而有关那个传奇的模糊记忆（伦敦，河上漂浮的酒桶，潮汐与水流的计算）却一直留在他脑海里，像一首诗。但是，他还没开始在柏林找书，就觉得自己会很快读完它们。而且还有更进一步的问题：这些书会和他一起在他的头脑里制造一些图景，展现一个他已不再需要的世界。因此，这些书正在悄然变质，完全不像他想的那样无害和“轻松”。

他不再去想那些书。可是有一天，散步快结束的时候，他走进了一家古玩店，吸引他的是店里随意堆放的二三十年代的彩色玻璃器皿、灯具、花瓶和其他缤纷精美的玩意儿，它们经历了战乱而得以保全。一张桌子上摆着不少书，大多是德文版平装书，满布黑体德语字母。其中有一些特别引人注目，褪色的布封面，英文，那是些英文教科书，代数、高等几何、机械和流体静力学。这些书都是二十年代印刷的，当时经济不景气，用的是颜色灰暗的廉价纸张；可能是某个学生或教师从英国带到柏林的。威利在学校的时候就喜欢数学。他喜欢逻辑，对推理着迷。此刻他突然觉得这些书正是他在丛林中所需要的。它们能使他保持头脑清醒；它们不会重复，而是一课接一课、一阶段连一阶段地推进，也不会有令人厌倦的、过于简化的社会里的男男女女让人心烦意乱的照片。

现在，威利待在火车站附近的印度旅馆里，还要过一天一夜，他才能坐上火车去约瑟夫所在的城市。他从小小的帆布手提箱里拿出那些书，开始钻研他的新课程。头一本是几何书。从天花板上洒下的灯光很昏暗。他几乎看不清灰白色的旧纸上的模糊字迹。他努力分辨，眼睛开始疼。解题需要纸和笔。他一样都没有。所以他什么都做不了。而且他也无法否认，这本几何书还有其他那些书，对他来说都太艰深了。他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他应该从更初级的程度开始；此外，他显然还需要有人教他、鼓励他。他倚在床上阅读，或者说是努力尝试阅读；这个狭小的房间里连桌子也没有。他把书又放回了帆布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