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美国热潮（第13/14页）

她被整个表演激动着，第二天又带了几个人去看表演。她相信坎特林的绘画要比公众意识到的意义深远得多，应当与维克多·雨果和夏尔·波德莱尔的作品同属一类。

法国重要的批评家波德莱尔特别喜欢坎特林给“小狼”和黑脚族首领“肥背公水牛”的画像。他觉得坎特林抓住了这些优秀人物“骄傲和自由的个性，以及其崇高的表现”。至于坎特林的色彩，其中的神秘让他感到欣喜。红色，“血的颜色、生命的颜色”到处都是，还有覆盖着绿色森林的山峰和无边的绿色大草原。“我发现这两个主角在轮换着坐庄。”

《宪章报》上的一篇评论说，“由于其画风的纯真和其所表现主题的原始”，坎特林的印第安画廊是“在巴黎所见的最让人好奇的收藏”；还评论说，这位美国画家表现出来对技巧和雕琢的轻视使得其作品更加魅力四射。

坎特林先生从开头就静静地绘画，把一种正确纯粹的颜色排列到另一种颜色旁边，好像他从不回顾自己的作品，不上光也不涂抹。但是他的情感是那么深厚，那么真挚，他的处理那么纯真、那么自然，效果是那么恰到好处，表达是那么合适。

另一家杂志《观察者》说，看了这个收藏之后，很难相信这些作品都出自一个人之手。坎特林被比作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努力记录着偏远民族的历史，赞扬他作为一个演讲者的“了不起的力量”，他不怎么懂法语，只说英语，他的态度被描述成“冰冷有礼，脸上严肃的表情中透出思考，就像一个见过很多世面的人”。

这些赞扬和坎特林在伦敦受到的接待相比要热烈得多。另外，在英国最后的日子，死亡为艾奥瓦人蒙上了阴影——“小狼”和“在别的熊背上行走的母熊”的女儿在一次全体去苏格兰的旅行中去世了。这样，巴黎对他们的态度就愈加重要了。

在巴黎的一切都似乎很顺利的时候，“小狼”的妻子出人意料地死于结核病，被葬在蒙马特公墓。“小狼”“心碎了”，每天都到她的墓旁边坐着。这件事在所有的报纸上都作了报道，人们到处谈论。肖邦在那年夏天的一封家信中也提到了这件事。

艾奥瓦人受够了打击，他们很快就收拾行装踏上了归程。

坎特林和家人刚搬到了拜伦男爵街的新住所，克拉拉·坎特林就病了。开始似乎就是平常的嗓子痛，但很快，“她瘦弱的身体垮了。”坎特林写道。1845年6月28日，克拉拉死于肺炎。

坎特林强忍悲痛，安排将她的遗骨运回家安葬，并尽可能安慰孩子们。他曾和克拉拉谈过离开巴黎的事情，现在他只想等瓦伦蒂诺展厅租期到期就离开。他的花费很高，债务不断增加。一队加拿大的奥吉布瓦人听说了艾奥瓦人的成功，来到了这里，想要代替他们。坎特林决定留下来。

接着有了更多的好事，路易·菲利普安排坎特林所有的藏品进入到卢浮宫的一个画廊，这样他和他的家人就可以自己也欣赏一下了。在别人眼里这就是最终的赏识，这对于任何艺术家来说都是少有的荣誉，更别提是从美国来的了。另外，路易·菲利普还让坎特林给他在凡尔赛宫的画廊复制15幅作品。

1845年秋天，不管是巴纳姆、“拇指汤姆”、莫尔茹·高特肖克，还是乔治·坎特林，都不急着离开巴黎回家。巴纳姆作为一个巡回演出团老板，觉得自己天生就应该在巴黎过锦衣玉食的生活。他喜欢法国大餐、话剧、歌剧和在大街上散步。巴纳姆后来说，在巴黎逗留的那些日子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候。

莫尔茹·高特肖克长得越来越英俊，是一个完美的青年绅士，一直受到音乐界的欢迎。他在时尚界小有名气，并开始演出自己根据童年听到的克利奥尔音乐写的曲子。特别是其中的两首——《班布拉》和《拉撒瓦纳》，几年之后第一次在巴黎演出就让他名扬大西洋两岸，并受到了人们的喜爱。三年里，他在美国和加拿大举行了1100场音乐会。他去了加利福尼亚和中美洲旅行。1869年，他突然病了，40岁就去世了。

乔治·坎特林沉浸在失去妻子的痛苦中，他“退休”了。他在巴黎的公寓里创作，并照顾孩子——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年龄从3岁到10岁。他写道：“我继续画画，把时间花在了画架和孩子身上……下定决心把余生献给艺术……”

坎特林的印第安展览从卢浮宫搬到了好消息大街的美术馆，到6月份结束。坎特林不断创作，画了一幅又一幅的印第安肖像。在离开巴黎之前，他创作了50多幅画，主要是出于经济需要。如果说他的主题有所变化的话，那就是画了一些巴黎的景色，或考虑过画一幅卢浮宫，但没见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