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号病房(第9/21页)

两年前,地方自治局慷慨解囊,决定在地方自治局医院开办前,每年拨款三百卢布,作补贴市立医院增加医务人员之用。因此,为了协助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工作,县医生叶夫根尼·费多雷奇·霍博托夫便受聘来到这个城市。这人年纪轻轻,不到三十岁,高颧骨,小眼睛,是个身材高大的黑发男子,看来他的祖先是异族人。他来到这个城市时身无分文,提一只小箱子,带一个难看的年轻女人,说是自己的厨娘。这个女人还有一个吃奶的娃娃。叶夫根尼·费多雷奇经常戴一顶鸭舌制帽,脚穿高筒靴,冬天穿着短皮袄。他跟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会计交上了朋友,可是不知为什么把其余的官员叫作贵族,老躲着他们。他的家里只有一本书——《一八八一年维也纳医院最新处方》,就诊时随身带着这本书。每天晚上他在俱乐部玩台球,却不喜欢玩牌。言谈中他特别爱用这类词汇——“拖泥带水”“废话连篇”“你别故布疑阵”,等等。

他每周来医院两次,查病房,看门诊。医院里没有防腐剂,沿用拔血罐放血,使他大为恼火,但他也不采用新办法,唯恐这样一来冒犯了安德烈·叶菲梅奇。他把自己的同事安德烈·叶菲梅奇看作老滑头,怀疑他很有钱,对他嫉妒有加,但愿取他的职位而代之。

三月末,一个春天的傍晚,地上已经没有积雪,医院的花园里椋鸟开始歌唱,安德烈·叶菲梅奇把他的朋友——邮政局长送到大门口。正在这个时候,犹太人莫谢伊卡带着他的战利品从外面回来,刚走进院子。他没戴帽子,光脚穿一双浅帮套鞋,手里拿着一小包讨来的东西。

“赏个小钱吧!”他冻得浑身哆嗦,笑着对医生说。

安德烈·叶菲梅奇对别人的要求向来不愿拒绝,便给了他一个十戈比硬币。

“这不成体统,”他瞧着莫谢伊卡光着的脚和又瘦又红的踝骨想道,“瞧,他浑身湿透了。”

他的内心激起一种既像同情又像愤慨的感情,跟着犹太人朝厢房走去,时而看看他的秃顶,时而看看他的踝骨。一见医生进来,尼基塔立即从一堆破烂上跳起来,站得笔直。

“你好,尼基塔,”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能不能给这个犹太人发双靴子,要不然他会着凉的。”

“遵命,老爷。我一定报告总务长。”

“费心了。你可以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就说是我要你这么干的。”

从外屋通向六号病房的门正开着。伊凡·德米特里躺在床上,撑着胳膊肘抬起身子,惶恐不安地听着陌生人的声音,突然认出了医生。他气得浑身打战,跳下床,涨红了脸,圆瞪着眼,恶狠狠地跑到病房中央。

“医生来了!”他大声嚷着,伴着哈哈笑声,“总算来了!先生们,我向你们道喜,医生大驾光临来探望我们啦!该死的浑蛋!”他突然尖叫一声,跺一下脚,那副模样是病房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打死这个浑蛋!不,打死还不解气!该把他扔进粪坑里淹死!”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到这话,便从外屋朝病房里看了看,温和地问: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伊凡·德米特里叫道,气汹汹地向他逼过来,同时忙乱地裹紧身上的病服,“为什么?贼!”他憎恶地说,还鼓起嘴巴,似乎想啐他一口,“骗子!刽子手!”

“别激动,”安德烈·叶菲梅奇抱歉地微笑着说,“请相信,我从没偷过抢过,要说别的,您恐怕夸大其词了。我看得出来,您有气。您别激动,我请您——如果可以的话——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气?”

“你们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因为您有病。”

“是的,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百上千的疯子行动自由,因为你们无知,分不清谁是疯子、谁是健康人。为什么该我和这几个不幸的人,像替罪羊似的代人受过,被关在这里?您,医士,总务长,以及你们医院里的所有坏蛋,在道德方面,比我们这里的任何人都要卑鄙得多,为什么被关起来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什么逻辑?”

“这跟道德和逻辑全不相干。一切取决于偶然。谁被关起来,他就得待在这里;谁没有被关起来,他就可以自由行动。就这么回事。我是医生,您是精神病患者,这与道德和逻辑毫不相干,这纯粹是偶然性造成的。”

“你这一派胡言我不懂……”伊凡·德米特里闷声闷气地说罢,在自己的床上坐了下来。

莫谢伊卡知道尼基塔当着医生的面儿不敢搜查他,便把不少面包、纸币和骨头摊在床上。他还是冻得发抖,用悦耳的声音很快地说着犹太话。大概他以为自己又在开铺子做买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