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尔托普哈诺夫和聂道漂斯金（第2/8页）

契尔托普哈诺夫像翻筋斗似的跳下马来，拔出短剑，叉着两条腿跑到狗跟前，气呼呼地骂着，从几条狗嘴里夺出被撕得血肉模糊的兔子，一张脸不住地抽搐着，把短剑插进兔子的喉咙，一直插到剑柄……一插进去，就哈哈大笑起来。季洪·伊凡内奇也在树林边上出现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契尔托普哈诺夫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他的同伴也悠然自得地跟着他笑。

“说实在话，夏天是不应该打猎。”我指着被踩得乱糟糟的燕麦，对契尔托普哈诺夫说。

“这是我的地。”契尔托普哈诺夫依然喘着粗气说。

他割下兔爪子，分给猎狗吃了，就把兔子拴到马鞍的皮带上。

“伙计，多谢你帮一枪。”他对叶尔莫莱说。“还有您，先生，”他还用那种断断续续的、尖尖的声音对我说，“也多谢了。”

他上了马。

“哦，请问……我忘了……尊姓大名？”

我又说了说我的姓名。

“非常高兴和您结识。如果有空，欢迎您到我家来玩儿……”然后他又气呼呼地说，“福姆卡这家伙到哪儿去了，季洪·伊凡内奇？追捕雪兔的时候他怎么不在？”

“他骑的马完蛋了。”季洪·伊凡内奇微微笑着回答说。

“怎么完蛋了？奥尔巴桑完蛋了吗？嘿，嘿！……他在哪儿？在哪儿？”

“在那边，林子后面。”

契尔托普哈诺夫用鞭子照马面上抽了一下，那马就拼命跑起来。季洪·伊凡内奇向我鞠了两个躬——一个是为他自己，一个是代表他的同伴，就又驱马走进了灌木丛。

这两位先生引起我强烈的好奇心……两个如此不同的人怎么会成为形影不离的密友呀？我就开始调查。我打听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潘捷莱·叶列美奇·契尔托普哈诺夫是附近一带出了名的危险和乖戾的人，头等的狂夫和莽汉。他在军队里只干了不长时间，就因为“不愉快的事”退职，退职时的军衔，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不算鸟的母鸡指准尉。准尉不是正式军官。”。他出身于一个原来很有钱的世家。他的祖辈生活十分阔绰，依照草原人的风俗，这就是说，盛情待客，不论请来的和不请自来的，都让他们吃饱喝足，还要给每位客人的车夫一俄石燕麦喂马；家里养着乐师、歌手、食客和狗，在节庆日子里让大家喝足葡萄酒和麦酒；每到冬天都坐着自己的马拉的沉重的马车到莫斯科去。然而有时候一连几个月没有一文钱，靠吃家禽度日子。

潘捷莱·叶列美奇的父亲所继承的是已经衰败的家业，到他手上又尽情挥霍了一番，他死的时候，留给他唯一的继承人潘捷莱的，只是已经抵押出去的别索诺夫村和三十五名男性和七十六名女性农奴，另外还有科罗布罗道沃荒原上十四又四分之一俄亩无用的土地，不过在先人的文件柜中没有这片土地的任何地契。他已去世的父亲是以极其奇怪的方式破产的：是“经济核算”害了他。照他的见解，贵族不应该依靠商人、市民和诸如此类的所谓“强盗”。

他在自己的村子里兴办了各种手艺作坊：“又好，又合算，”他常常说，“这就是经济核算！”他终身没有放弃这种极其有害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使他破产的。然而他倒是开心了一番！不管什么稀奇古怪的想法他都试了试。在种种其他发明之外，有一次他根据自己的设想造了一辆老大的家庭马车，尽管把全村所有的农家马连同马的主人都找了来，一齐使劲来拖，然而一遇到斜坡，那车就翻倒了，并且散了架。叶列美·卢基奇（潘捷莱的父亲名叫叶列美·卢基奇。）叫人在斜坡上立了一个纪念碑，不过他一点也不感到不安。他还别出心裁要造一座礼拜堂，当然是自己设计，不要建筑师插手。他烧砖瓦烧掉了整片树林，打的基础十分宽大，足够建造省城教堂，垒好墙，就开始架圆屋顶，圆屋顶却掉了下来；又架一次，又塌下来；又来第三次，第三次也垮下来。这位叶列美·卢基奇就寻思起来，心想：事情不对头……一定是有人兴妖作怪……于是他立刻下令鞭打村子里所有的老太婆。把老太婆都打过了，圆屋顶还是架不起来。他又开始按新的计划为农人改造住房，一切都依据经济核算。他让每三户在一起，摆成三角形，中央立一根杆子，杆子上装一个上了油漆的椋鸟笼和一面旗。往往他每天都能想出一个新花样：有时用牛蒡叶子做汤，有时剪下马尾给家仆做帽子，有时想用荨麻代替亚麻，拿蘑菇喂猪……有一天，他在《莫斯科时报》上读到哈尔科夫的地主赫略克－赫鲁表尔斯基的一篇关于道德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效用的文章，第二天就下令要所有的农人立即把哈尔科夫地主的这篇文章读得能背诵。农人都读熟了。这位东家就问他们：是不是懂得文章里说的是什么？管家回答说：怎么不懂呀！就在这前后，他为了维护秩序和便于经济核算，吩咐把所有手下人都编成号，并且让每个人都在衣领上缝上自己的号码。任何人见到主人，都要喊：某某号到！主人就亲切地回答：好，你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