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第5/8页）

我其实有点不太乐意打这个电话，如果田老的老婆接电话，她可能会有想法，总觉得我们这么多年没联系了，突然要写信给田老，背后会不会藏着什么目的？无缘无故地跟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联系，又突然找上门，套些近乎，换了我也会有想法的。

鲁班后来说，他去想办法。我也不好意思问他什么时候能要来这个地址，同在一个城市，问一个地址总不会复杂到哪里去，何况是一个小城市。鲁班工作的地方到田老家里，走走也就十来分钟的路程。

我和我爱人带着儿子去了西湖，西湖是省城的标志。在我们眼里，它普通得跟家门口的大池塘没什么区别，但因为名声太响，很多人千里迢迢地赶来，为的就是在这个大池塘旁边拍个照，好像在被称为天堂的景点旁拍个照，自己的模样也会跟着美起来似的。

我跟我爱人说，我们在断桥边拍个照吧。我爱人白了我一眼说，你俗不俗啊。我说，不是为了演许仙白娘子，是为了给田老寄张照片过去。我爱人说，那你跟儿子一起拍吧，我就不拍了，我跟田老又不熟。我想想也对，自从田老让我帮他搜“人体美”照片后，把我爱人拍下来寄过去，我也一直有抵触心理。

我爱人当摄影师，用我的手机给我们父子拍了几张照片，她把手机递还给我说，你有短消息。我打开一看，是鲁班发来了田老的地址。

我们在西湖边找了一家景点照相馆，想把刚才拍的照片打印出来。老板一看我们是自己拍的照片，仿佛抢了他的生意。他说，要洗照片只能让他们拍，他们不洗自己拍的照片。我说，不洗拉倒，我们找别的地方洗去。

出了照相馆，我不得不承认，在大街上找一家照相馆真的不容易。数码技术兴起之后，听说百年老店柯达胶卷也倒闭了，很多照相馆都开始另谋生路，仅有的照相馆也只拍拍证件照，弄点写真之类，勉强维持生计。

我跟我爱人说，时代变了，找个照相馆比找个博物馆还难啊。我爱人笑了笑说，你要寄的信，不是同一回事吗？我说，是啊，记得第一次给人发电子邮件的时候，我刚刚轻轻一点，那头就立刻收到了，我当时感到十分震惊，那速度比千里马还快呀。

我爱人看着我傻乎乎的样子说，你就喜欢停留在古老的生活方式里，你没发觉你跟年纪比你大的人特别处得来吗？我想了想，她说的是对的，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怀旧，这些年老是去曾经待过的地方走一走，人生似乎一直在这种不断的温习中向前走着。对于新事物，一开始，我总抱着本能的排斥，我在朋友中最晚一个开博客，等我开了博客，发现大家都热衷于玩微博了，等我开了微博，大家又把阵地转移到了微信朋友圈。我总比别人慢一拍，这种快速新陈代谢的方式，让我觉得生活总是太赶，快—迟早是要出问题的，我一直这么认为。

我说，找不到照相馆那怎么办？要么去复印店碰碰运气？

我们进了一家复印店，老板跟我说，本来他们是可以打印照片的，只是照相纸用完了，现在没法打印了。我说，不用照相纸，就用厚一点的纸张打印出来好了。他看了看我说，那样打印出来又不是照片。我说没关系的。他就拿了一种封面纸给我看，说就这么厚了。我看也没看就说行。他说，彩色打印有点贵的，要四块钱一张。我又看也没看就说行。

打印好照片，我们去了南山路上的邮局，艳阳高照，窗口说要关门了。我说，麻烦通融一下，我买个信封和邮票，寄一封信。窗口穿绿衣服女人脸色有点发绿，她不耐烦地问，寄挂号还是平邮。我扬了扬手中的信说，就普通的信。她从窗口扔出了一个信封，又撕下一块八毛钱的邮票。我好奇地问，现在寄信需要一块八毛钱邮票了吗？她瞟了一眼我手中的信说，你那么多纸，份量肯定超了，邮票不多贴点，要退回来的。我说，多少算超重？她彻底不耐烦了，一把抢过我手中的信，连着那个信封往电子秤上一摔，翻了翻白眼说，我会骗你吗？你手上多少份量，我看一眼就知道。

我乖乖地贴了邮票，邮局还用二十年前的浆糊，刷浆糊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变质米饭的味道。我把那封信塞进了那个刷满绿漆的邮筒，我爱人在旁边说，现在寄一封信代价太大，除了赔精力，还得看脸色。我无奈地笑笑，儿子却吵着要挣脱他妈妈的怀抱，他下到地上，抱住那个对他来说像擎天柱一样高的邮筒，快乐得不肯离去。

寄出那封信以后，我仿佛放下了一桩心事，日子又开始像火车轮子一样滚滚往前。直到有一天，报社的门卫叫住我，说有一封我的信，我才突然记起来，半个月前给田老写过一封信。只是那天收到的那封信并不是田老写来的，而是一个热心的市民写来的，他大约经常看我写的新闻稿，写信来向我爆料，让我去他们那里曝光一家电镀厂，说污染已经让他们那里很多人生癌了。结尾处，他用加粗的黑笔写道：救命，还有三个木棍似的惊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