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第4/6页）

我们虽不情愿，但只得接过背包。“亲爱的朋友——”

“还有一件东西。”他拿起我们的手稿，亦即检讨书与之后写的东西，示意我们打开背包。“考试室里发生的一切，你知我知就行了。所以，也把这个带走吧。”

“我们就想要你知道——”

“走吧！邦在等着呢。”

就这样，我们扛着背包，出了政委的房间，有一种从此永远放学的感觉。无须再写作业，无须再读书，无须再看老师凶巴巴的眼神。作无聊诗、玩幼稚文字游戏，不去想任何比这两样东西严肃的东西，否则，不倒在信仰破灭抑或轻无一物的重压下才怪呢。

娃娃脸看守送我们到了集中营大门。指挥官和邦在那里等着。他俩旁边是一台发动的苏联产莫洛托夫牌卡车。我们不见邦已有一年又好几个月。邦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是：“看你这样子，真惨。”说“我们”吗？瞧他自己又是什么样子？我们的元神笑了。我们的肉体没笑，怎么能笑得出来？我们可怜的朋友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破布，像具由醉鬼操控的木偶，一瘸一拐，走在我们前面。他的头发越来越稀。他的皮肤泛出丛林里腐烂植物的颜色。他的一只眼睛罩着黑眼罩。我们知道，不宜问他究竟遭遇了什么。几米开外，倒刺铁丝网后面，站着三个穿着破衣的面黄肌瘦的男人。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我们终于认出，他们原来是我们的同志：赫蒙族侦察兵，满脑子哲学思想的队医，浅棕色海军陆战队中尉。“你看起来不只是糟糕。”赫蒙族侦察兵说道，“比糟糕还糟糕。”队医竭力谐笑，嘴里仅剩一半牙齿。“别理他。”他说道。“他这是嫉妒你。”轮到浅棕色中尉，他说道，“我知道你这个杂种会第一个离开这里。祝你好运。”

我们不敢说什么，只是微笑，扬起手与他们告别。之后，和邦一道爬上卡车。娃娃脸看守推上卡车后挡板，插上闩。“咦，”指挥官仰起头看着我们，问道，“你还是没什么可说吗？”我们其实有很多话要说，只不过害怕一旦出言不慎，惹他一怒之下收回释放我们的成命，因此，听他这么问，只是摇头。“随你了。你已检讨所有错误，也没更多东西可说，对吧？”

的确，有什么可说！“空”这个字万万不能说。汽车上了路，扬起浓云般红尘。飞扬的尘土呛得娃娃脸看守咳个不停。我们看着指挥官往回走，看着赫蒙族侦察兵、队医、浅棕色中尉用手遮挡着眼睛。随着卡车拐过一道弯，整座集中营便消失于我们的视野。我们问邦其他同志的情况，他告诉我们，当向导的老挝农民试图逃跑，跳进湄公河，从此了无踪影；深棕色海军陆战队中尉两条小腿被地雷炸断，流血致死。听到这些，我们起始缄默无言。他们死，为了什么事业？还有数百万人，在统一越南、解放自己的旷日持久大战中，往往在不能自己选择的情形下，付出了生命，为的又是什么？跟这些人一样，我们也牺牲了一切，不过好歹还有一分幽默感。无论谁，只需稍稍超然事外，认真思考前述问题，即便再怎么迟钝、不懂讽刺，都会因我们——一个曾多愿牺牲自己与他人的人——着实被愚弄了一场而大笑不已。想到这里，我们笑了起来。我们大声地笑，不停地笑。邦当我们是疯子似的看着我们，问我们究竟在笑什么。我们揩去眼睛上的泪水，答道：“空。”

一路上，翻山越岭，过了不知多少关卡。道路颠簸，人被颠得几近散架，时间一长，变得麻木。就这样，两天后，莫洛托夫牌卡车终于将我们卸在西贡城外。我们拖着疲惫沉重的脚前往领航员住处。沿途经过的街道肮脏不堪。街两旁的居民个个面露愠色。邦脚跛，因此，我们走得也慢。西贡城，被捂住嘴似的，静得蹊跷。或许，这是因为越南再次陷入战争。莫洛托夫牌卡车司机这么说。红色高棉在越南西部边境不断挑衅，越南忍无可忍，大举进攻，一举拿下了柬埔寨。中国惩罚我们，今年早些时候，亦即在我接受口试那段时期的某个时候，攻打越南北部。和平的日子又一次终结。这些形势并没让我们有什么不安，我们不安的是，从城外到领航员亦即邦的表亲住处一路上，竟然没听到哪怕一首浪漫歌曲或一段流行音乐。在过去，路边咖啡厅里，半导体收音机里，少不了播放这样的歌和旋律。吃晚饭时，顺便提一句，晚饭没比指挥官的饭菜好上多少，领航员证实了指挥官先前没明说的话：当今越南禁止播听黄色音乐，只允许播听红色革命音乐。

一个人民被称为黄种人的国家禁止播听黄色音乐？奋斗这么久，可不是为了这样的结局。我们禁不住大笑起来。领航员看着我们，好生奇怪。“我见过更糟的呢。”他说道，“我两次接受再教育，见过比这糟得多的事情。”他曾试图坐船逃离越南，被判有罪，须接受再教育。前两次逃跑，他没带家人，希望先独自冒险逃到一个能让他赚钱寄回家的国家，希望他的家人靠他的钱能活下去，或者，希望一旦确认逃跑线路安全，他的家人可靠他的钱逃离越南。但这次，他带上了妻子、三个儿子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两个女儿和她们的丈夫儿女以及三家姻亲家人。他认定，第三次逃跑一旦被抓，会被送到北边一座集中营接受再教育。迄今，被送往那里接受再教育的人杳无音讯。因此，他带上了一大家族人：要么一起经公海逃出去，要么一起命沉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