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玛丽亚（第19/78页）

“热啊，组长。这块铁板应该放在第三孵化间旁边，对吧？铁轨呢？”

“搬到水沟那边去。”

“可是那边路上有一道土岗子。”

“挖开，中午以前必须完工。到晚上你得给我做好四副担架，也许得把几个尸体抬回营里去。今天天气热，对吧？”

“热啊。可是，营长……把铁板搬走吧，搬到第三间房子那儿。组长您看！”

“铁道工，给我一个柠檬。”

“请组长派个伙计来。我现在衣袋里没有。”

他连连点头，一瘸一瘸地走了。他去营地要吃的东西。但是我知道，那儿谁也不会给他一点东西——因为他动辄棒打囚徒。我们放下了铁板。费尽最大的力气把铁轨放在上面，排好位置，硬是用手指头拧紧了螺丝帽。饥肠辘辘的发烧的囚徒躺在地上，疲惫不堪，浑身血污。太阳快到中天，酷热难当，越来越厉害。

“喂，几点了？”

“十点。”我回答，眼睛还瞧着铁轨。

“上帝，上帝啊，离午饭还有两个钟头啊。说今天要挑人，我们得去焚尸炉，是真的吗？”

挑人的事，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他们都悄悄地查看自己身上的伤痕，想办法让它看着干净些，小一点。他们撕下绷带，按摩肌肉，洒上水，到了晚上好显得清新一点，灵活一点。为了求生，他们沉重地英雄般地斗争。有些人听天由命。他们走动，是为了避免挨打；他们吞噬杂草和黏土，来抑制饥饿感；他们模模糊糊漫步，是名副其实的活尸。

“我们，都进焚尸炉。所有的德国人，都被打败。战争结束，所有的德国人，都进焚尸炉。所有的，女人、小孩。听明白了？”

我挖掘土岗。铁锹又轻又好使，真是“得心应手”。一锹一锹潮湿的泥土铲起来轻松而柔软，在空中飞舞。干干活儿很好啊，尤其是午饭刚刚吃了熏制咸肉、面包，还配上了大蒜瓣，而且外加一听浓缩牛奶呢。

集中营指挥官凑在砖砌孵化间的一丁点儿阴影里乘凉。这个矮小干瘦的党卫队分子敞开了衣衫纽扣，在掘地的人群中视察得累了。他有发狠抽皮鞭的本事，昨天就抽了我后背两鞭子。

“搬铁板子的，听到了什么新闻？”

我挥起铁锹，铲了一锹上面的土。

“在奥勒尔城下，死了三十万布尔什维克。”

“这是好，还是不好呢？你怎么看？”

“肯定是好嘛。因为那儿也死了三十万德国人。就这样进展下去，一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就会到这儿来。”

“你看是这样？”他苦笑一下，重复礼节性的问题，“离午饭时间还长吧？”

我拿出表来，银质的老旧的东西，上面是可笑的罗马数字。这个表我很喜欢，因为它很像我父亲的一个表。我是用一包无花果换来的。

“十一点。”

这个德国人从墙根站起来，从我手里一把抓走表，不动声色。

“给我。我很喜欢。”

“不行，是我自己的，家里带来的。”

“不行？不行就不行吧。”

他抡圆了胳膊，使劲把表扔在砖墙上。然后又坐在阴影里，还盘起腿来。“今天就是热，是吗？”

我一声不响，拾起表，开始故意吹口哨。先吹的是狐步舞曲《快乐的约安娜》，然后是老探戈曲《莱贝卡》，然后是《华沙曲》和《红旗颂》《华沙曲》《红旗颂》是两支极为著名的波兰革命歌曲。，最后是左派保留节目歌曲。

接着，我吹出《国际歌》，脑子里重复着歌词：“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突然，一个高大的影子出现在我面前，一只沉重的手掌落在我的脖子上。我抬起头来，吓得呆若木鸡。一张巨大、通红、肥胖的脸盘展现在我上方，一个铁锹把在空中晃悠，不祥之兆。清晰的白条带囚衣，在远处树木的背景衬托下越加清晰。一小块红色三角形的布缝在胸前，红布上的数字“3277”在我眼睛里奇怪地摇动，涨大。

“你吹的什么调子？”组长问，直直地瞧着我的眼睛。

“一个国际上流行的口号，组长先生。”

“你知道这个口号？”

“嗯……一点……从各处听来的。”我警惕起来，说。

“这个歌，你知道吗？”

于是他用沙哑的嗓子开始唱《红旗颂》。他丢下铁锹把，眼睛里闪现出不安的神情。他又突然住口，捡起木棍，连连摇头，一半是蔑视，一半是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