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豹（第3/16页）

“你是他的哥哥。”她仍不放弃。“拜托你出点力。帮我们搬到其他地方。”

“我修正图像，如此而已。”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你跟我说啊。小孩一旦被送进孤儿院，我们将永远找不到人。”

她的眼睛布满血丝，双手捧着我的脸颊，中指轻触我的耳垂。她的鼻息飘向我的眼前，炙热而凝重，感觉相当陌生。我想不起来最近何时有人对着我呼气，也不记得最近何时有人这么需要我。

“你已经证明了你的忠贞。”我轻声说。“这就够了。根据我的经验，这就行得通了。”

她望向男孩，然后牵起我的手。她带着我走过他身旁，朝向卧室前进，走向那张依然大到容纳得下两人的床铺。我只想夺门而出，再也不必见到他们母子。她情愿牺牲自己，把她亡夫的哥哥带进卧室，她先生始终不明白，但她了解我们之所以驻足于世间，并非出自上帝的恩慈或是地心引力，而是因为“批准”，基于她的了解，小男孩说不定如我所愿，果真快快乐乐地老去，成为一个胖嘟嘟、笑嘻嘻的老人家，想到这些，我不禁感到宽慰，但我依然想要转身离去。

我甩甩手，摆脱她的掌握。她转身，一脸不确定。我靠向她，这样一来，小男孩就无法偷听。

“你借由背叛证明你的忠贞。”话语从我口中送到她的耳中，我俩的距离顶多是一只短小的指头。“你告发某一个近亲好友。我知道这招行得通。”

○　○　○

那已是两年前的事。一个月前，局里征用了我的小办公室。我那个脑袋空空的上司，至少还有一丝刻薄的幽默感：他指派我在地底下继续执行我们非做不可的“地下任务”，而且是数百米的地底下。

我挥别天空，遁入地下。我身处一个个阴暗的电灯泡之间，想象自己在光影之中愈缩愈小，变成了卡拉瓦乔画中的人物。不管我多早来到办公室，工人们始终已经开始铺设铁轨，强化隧道的水泥墙，而且从来不曾抬起戒慎的双眼，迎上我的目光。我步入漫天木屑，在另一头的门口脱身露脸，门后即是未来的站长办公室。

我的助理麦克辛比我更早到。工作桌上已经备有喷笔、压缩空气罐、颜料、密封的指令、成叠尚未修正的照片。

我们那个档案柜端立在角落，里面摆着斯大林十年到二十年前的照片。如果办得到，我们必须把这位政治元老青春活力的一面，展现在人民面前。这项差事进行得愈久，我们愈得把时间往回拉，以便寻求没有用过的照片。某些刊物的读者们说不定会担心他看起来愈来愈年轻；到了七十岁生日之时，他将貌似一个脸颊瘦长的青少年。

“你迟到了。”麦克辛说。说到脸颊瘦长的青少年，眼前就冒出一个。宣传动员局指派他担任我助理的那一天，他跟我行礼致敬，从此之后再也不来这一套。他经常致函称颂领导，并暗自希望警察拦截、阅读、记录这些他表达忠贞的信函。他从不掩饰他想要坐上我位子的意图。

“我年纪大了，麦克辛。”我说。

小混蛋麦克辛点头表示同意。

到了午餐时间，我们已经用喷笔修改了三张脸孔，脸孔出现在一张一九三〇年外贸委员会的老照片上，照片修改了好多次，看起来甚至比较像是一幅画，而不像照片。或许我应该说“我”修改了三张脸孔；麦克辛只是站在一旁抽烟，不时露出刻薄虚假的笑容。拿着喷笔、专注于照片上的脸孔时，我偶尔抬头一瞥，赫然发现麦克辛专注于我的脸孔。这个浑小子甚至不知道如何擦掉铅笔的炭印。

我们各自进餐。麦克辛待在水银灯大放光明的办公室，我在隧道里闲晃。我已经在这些隧道里漫步了好多个钟头，却依然看不到尽头。有朝一日，一列列火车将载着我们的人民穿越这个地下世界，民众将满怀谢意，我们以他们的名义在此进行的种种工作也将得到肯定。

下午我们专注于一幅伊萨克·布罗德斯基的油画（译注：Isaak Brodsky，1883—1939，苏联画家，社会主义写实画风的鼻祖），画中的列宁抵达市区的芬兰火车站，但当年我们的城市称为“圣彼得堡”。

“麦克辛，你注意到这幅画的透视效果吗？”我问。“没影线全都集中在画中人物张开的嘴巴，借此把注意力的焦点拉到他的演说，你看得出来吗？这种技法远溯自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你不妨想想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杰出的画作非常罕见。

麦克辛眉头一皱，指指躲在列宁身后的托洛茨基，这人非得删除不可，因为他当时绝对不在场。

“得了吧。”他语带轻蔑地说，跟往常一样蔑视形式主义。“光是修正这幅油画就得花好多时间，你不必再跟我解释整套西洋艺术史。反正绘画艺术原本就应该随着达·芬奇画下句点，趁着登峰造极之时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