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第3/7页）

在公共汽车站旁的小广场，我遇见了特里宜兰村村长本尼·阿弗尼。他正和首席工程师，还有一位内坦亚来的铺路承包商站在那里，讨论把旧铺路石换掉。我看到他们在黄昏时分站在那里闲谈，颇为吃惊。本尼·阿弗尼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好吗，房地产代理人先生？”接着又说：“你显得有点着急，约西。”他又加了一句：“有空的话到我办公室来坐坐。也许星期五下午，你我二人需要谈谈。”

我想试探一下要谈什么，却无法从他那里得到任何暗示。“来吧，我们谈谈。我请你喝咖啡。”

这一交流令我倍加不安：该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成为我的负担，令我忧心忡忡；可究竟是什么事，我无法想象。因此我前去“废墟”。但我没有直接去那里，而是绕了个小弯儿，经由学校和学校旁边的松树道。我突然想到，那个在文化厅后的偏僻花园里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怪女人一直试图给我一些线索，或者某种生死攸关的重要线索，而我不肯关注。我究竟在怕什么？我为什么从她面前逃跑？可我真的逃脱了吗？毕竟，当我回头看时，她已不在那里了，仿佛消失在傍晚的暮色之中。一个消瘦挺拔的人，身穿怪里怪气的旅行装，一只手上拿着手杖，另一条胳膊上搭了件折叠起来的雨衣。仿佛不是六月时节。在我看来，她就像阿尔卑斯山上的一名远足者。也许是奥地利人。或者瑞士人？她试图对我说什么？我为什么要从她面前逃之夭夭？对于这些问题，我找不到答案。我也想象不出本尼·阿弗尼要和我说什么，他为什么不能在我们碰面时所在的公交车站旁的小广场坦率地提出问题，而是邀请我在一个如此奇怪的时间，星期五下午，去他的办公室拜访呢？

塔尔帕特街拐角的背阴长椅上放着一只用黑色细绳系着的牛皮纸小包。我停住脚步，弯下腰身，看上面写了什么。包裹上什么字也没有。我小心翼翼地把包裹拿起来，将其翻过来，但是牛皮纸光滑得很，没有任何标记。我犹豫了片刻，决定不把包裹打开，但是觉得应该让人知道我发现了它。我不知道该告诉谁。我双手抓住小包裹。它比看上去要重，比一包书要重，好像里面包的是石头或者金属。现在这个物件引起了我的怀疑。我将它轻轻地放回长椅上。我本该把发现这个可疑的包裹的事报告给警察，可我的手机放在办公桌上了，因为我只出去溜达一下，不想让公事打扰。

与此同时，最后一缕日光慢慢退去，只有落日的余晖仍旧在路的尽头闪烁，像是朝我点头示意，或者与之相反，警告我远离这里。街道上布满了更浓的阴影，高大的柏树以及住宅前院四周的篱笆均投下了阴影。阴影并非静止不动，而是来回摇晃，仿佛弯下腰身寻找某种丢失的东西。过了一会儿，街灯亮了；阴影没有退避，而是与拂动树梢的轻风交织在一起，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搅动它们，使它们交融。

我在“废墟”那破裂的铁门前停住脚步，在那里站了几分钟，吸着欧洲夹竹桃的芬芳，以及天竺葵的苦涩气味。房子里似乎空无一人，因为窗子或花园都没有灯光，只听得蓟草中蟋蟀唧唧，与之毗邻的花园里蛙声一片，街道那边远远传来持续的犬吠。我为什么不事先打电话预约就贸然来到这里？要是我现在敲门，天已经黑了，两个女人一定会大吃一惊。她们甚至连门也不会开。但也许她们都不在家——窗子里一片漆黑。因此我决定离开，改天再来。但是，我一边还在做决定，一边已打开大门。门不吉利地吱嘎作响。我穿过黑漆漆的前花园，敲了两下前门。

四

开门的是雅德娜，已故的爱勒达德·鲁宾的女儿，一个大约二十五岁的年轻女子。她母亲和祖母去了耶路撒冷。她从海法回来独自住上几天，写关于特里宜兰奠基者的课程论文。很早以前我就记住了雅德娜，因为在她大约十二岁那年，有一次她父亲让她到我办公室来要村规划书。她是个腼腆的金发女孩，身材犹如豆茎，脖子细长，精致的面庞似乎充满了好奇，仿佛所发生的一切均令她吃惊，赋予她羞怯的困惑。我试图与她小谈，谈谈她的父亲、他的书、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拜访者，可她只回答是和不是，只有一次她说：“我怎么会知道呢。”因此我们的交谈未曾开始就已经结束。我把她父亲索要的村规划书递给她，她谢过我之后就出门走了，留下一串羞怯与惊奇，像是发现我本人或我的办公室令人吃惊。在那以后，我在维克多·爱兹拉的杂货店、村委会办公室或在卫生所碰见过她几次。每次她都像老朋友似的冲我微笑，但话很少。她总是给我留下一种挫败感，好像我们之间有些尚未进行的谈话。六七年前，她应征服兵役。听说在那之后，她就到海法读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