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18/19页）

我住在巴黎最大的聚会场所——沙利·瓦格拉姆大礼堂隔壁。在这座大礼堂里举办过著名的拳击比赛；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们每年都在这里集会，进行激烈的辩论；在这里举办过弗伯格俱乐部慷慨激昂的“雄辩之夜”。起初，我参加这类人数众多的“雄辩之夜”活动只是出于无聊；后来，我开始经常去那里，在那里我能以最近的距离感受法国人的焦虑。在这广受欢迎的论坛上，业余讲演者们为婚姻问题、爱情问题、好文学坏文学、德国人、战争与和平争得面红耳赤；民众在这里发表看法，这条街就像希腊或拉丁市场；民众表示怀疑……这种怀疑，深深渗透到战后法国人的生活之中。他们怀着极度的敏感怀疑自己的对错，怀疑法兰西的“使命”；所有曾在他们中间生活过较长时间，并近距离接触过他们的人，都会被传染上这种疑虑。在政治上，这个国家仍由老一代人统治，那是雷厉风行、老虎与狐狸的杰出一代人：普恩加莱与白里安，卡约与霞飞[299]。空气中充满着“安全”的传奇；但是民众却没有感觉到“安全”，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对国家来说，生活中到处都缺乏安全感。这个巨大、繁荣、富裕、健康的法国感到了恐惧。政治家们在讲坛上挥舞着“安全”协约；但老百姓们凭着冷峻的清醒、不容欺骗的本能觉察到，这个幅员辽阔、极其富有、几乎没有武装的国家，连同所有的安全部门和用之不竭的庞大储备，正面临一系列动摇根基的危机，并且在世界上处于新的位置，担负起新的义务。“国家利益”的清晰思维形式并不能化解战战兢兢的怀疑。有一天，这个最古老、最强大的欧洲民族之一，在荣耀和富有的光环下，人们开始为他们的生活、角色、文明和所有的一切感到心悸般的恐惧。从某个角度说，他们很孤独……这并不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他们在床垫里头藏满金条，在边境有地下钢铁城市；他们浪费像大地一样丰厚的能力。在小市民式国家田园深处，我开始感觉到这种否定一切“国家利益”和已经影响法国生活许多年的特殊焦虑。每个人都很富有，富得流油。他们坐在铺好桌布的桌子旁，但感到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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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悄然无声地生活在他们中间，始终都像在刚刚抵达的第一周那样，时刻准备启程远游，仿佛我们只是为了探访谁才来到这里；也许没必要打开行李……我们已经了解到现实中有血有肉、充满活力的法国人，在我生活中已经发生了什么，我住进了一个法国人家；当然，我大多只是进到卧室，连饭厅都很少进，几乎从来没进去过。我已经了解了法国人家庭，他们请我去喝午茶，请我参加晚宴；在那里，家庭成员们、表亲们和祖母、外祖母们都身穿盛装端坐在沙龙厅内，头上戴着礼帽，手里捧着茶杯，感觉像是场外交晚宴；大家面带微笑地进行“交谈”，嘴里讲完美、圆熟、陈词滥调的社交套话，感觉像陌生旅客们坐在火车包厢里。我已经察觉到隐在他们生活中，隐在他们接触方式背后的那些已经僵死、无可救药的东西；我还察觉到，他们在爱情和思想领域超越了一切文明，始终贴近生活。好几年过去了，我们的行李始终没有打开；不过有的时候，我已经能笑得适时并得体……我还开始怀疑他们的秘密：这是节制有度、黄金比例感的秘密。他们抱着令人惊叹的安全意识和冷漠无情，难道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该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比例需要某人或某物并从中获益？我了解到他们令人感动的朴素和有意识的、可以说卑微的平俗。我钦佩他们能对生活中最轻微、最细小的触动而敞开胸襟并暖流暗涌，他们懂得为自然与文明感到欣喜；我钦佩他们敢于承担情感，敢于欣赏和感动；我钦佩他们不为任何人性之事感到羞惭，不为在共同生活中的任何刻意所为和被迫之事感到羞惭；我钦佩他们敢当法兰西人，除此之外，他们敢于且能够站到怯懦跬行的欧洲人前头。

因为他们不能忍受自己在世界上担任的角色被别人抢走，他们不相信也不能接受（我的楼长要比作家或共和国总统还不能接受）他们的“使命结束了”这一事实。他们对世界贡献出了文明，他们必须在未来保持这个在世界精神与物质舞台上的小资角色，这个他们乐意扮演的悲剧角色——阿巴贡[300]。另外，在法国出现了白里安这样让法国承担起欧洲新角色的政治家，出现了不能接受“市民意识形态死亡”（这是战后的一位出色的小册子作者为他的一篇悼文体杂文拟写的标题）的作家、哲学家、小册子作者和银行家们，他们寻找新的口号，以期能够号召法国再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发动一场精神类的殖民战争。他们简朴，同时又活得那般优越，招人嫉恨；他们幼稚，同时也以冷峻、锐利的目光审视生活；他们虽然富有和强大，但仍出于恐惧会瑟瑟发抖。给他们的生活笼罩上阴影的是安全的困扰，使他们的生活染病的原因是钱的困扰。法国人悲剧性地向金钱投降；无条件地，竭心尽力地，身不由己地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