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16/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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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木柴驱动、箱柜外观、像咖啡研磨机似的一路嘎嘎作响的小火车，沿着中央大街朝着位于郊外的切尔梅伊度假村方向行驶；在有轨电车出现之前，正是这种古老而特殊的交通工具担负了城市的公交运输任务，现在，它主要是在夏天运载郊游的旅客。当道路被第一场瑞雪覆盖，小火车被关进库房几个月，一直要到春天，那熟悉的哨声和悦耳的铃声才会重新沿着宽阔的马路愉悦地欢叫。长长的中央大街（熟悉当地情况的人都精确地知道，那条路整整有一公里长）的一侧是贵族们散步的地盘，仆人、大兵、平民和穷人则走在路的另一侧。享用“贵族步行街”的成员们相当谨慎，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不会走到马路对面无产者的那一侧；几十年来已经约定俗成，行人自动划分成两个群体，仆人们也很谨慎，生怕稀里糊涂地走到老爷们专享的那一侧。既然在生活中，他们活在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世界，为什么要在街上混到一起？“步行街”从中午十二点开始成为“老爷街”，晚上六点之后贵族们再次在那里汇聚。在大教堂的一角，在欧尔班钟楼前的空场上，站着一群法学家和军官，还有身穿波兰裘皮大衣、脚蹬白色长靴的州郡显贵，因为都市风流子的装扮更符合沙洛什州的时尚。入夜时分，在剧院门前，在大教堂和中央大街路边的一座伯爵府邸前，许多衣着高雅、仪态庄重的人在“步行街”成群结队地散步。在身穿深色服装的人群里，偶尔可见一个亮点，那是出门散步的“白衣主教”的奶油色教袍。这些杰出的教育者过着丰富多彩、视野开阔的社会生活。每天晚上，剧院里都能见到身穿黑色夜礼服和绸缎马甲的显赫人物站在演出大厅的前排，倚在将乐队与观众席隔开的乐池壁板上，或者双臂抱胸，或者用戴着白手套的手将望远镜举到眼前，神态自若地寻找包厢里的熟人，感觉像路易国王的宫廷显贵们在凡尔赛宫的剧院里。态度和蔼的神父们，总能吸引到“步行街”上众人的目光，他们世俗化的行为举止，很难让人联想到戒律严格的神职人员生活；这种自由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俗化的、富有人味的行为举止，不仅影响到他们的教育理念，也影响到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大主教也住在中央大街路边一座精致、典雅、巴洛克风格的府邸里，不过大家很少能够目睹他的尊容。他闭门索居，从来不参加社交活动，只有在黄昏时分，他那纤弱、瘦小的身影才会在几位政法教师和教区神父的陪同下出现在外城偏僻的街巷里。这位大主教可是一位大人物，他是许多公爵的恩师；即使他后来搬到小城市隐居，宫廷也不会忘记他。罗马和维也纳方面也听取他的建议，尊重他的意见。他不仅声名显赫，还是一位苦行者，始终远离人群，淡泊寡居，信徒们只有在重要节庆时才能看到穿戴华丽、威仪四方的他。其他时候，他活得像一位隐形人，睡在一张军营用的铁床上，就像皇帝[67]、穷人或经过严格教育的僧侣们。下午，他头戴一顶造型独特的大主教礼冠上街散步；无论冬夏，他都戴手套，只要遇到孩子们，他就会停下脚步，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摸摸孩子们的脸。他在贫民区荒僻的小巷里散步，有一次我偷偷跟踪了他很久，被他纤弱的外表、别致的帽子和金手杖吸引，因为没有人戴着这样的高冠在街上行走。在一个街角，他注意到我，停住脚，招手把我叫到他跟前，问了我的姓名，随后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就像牵着一头迷失的羔羊。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奖赏，让我感到十分骄傲，好长时间我都激动万分地逢人就讲，当然是讲给愿意听我讲的人。我说：“大主教，一位真正的大主教，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出于崇拜之情，我诚心诚意地决定以后要当一名神父，并跟一位骨瘦如柴的小伙伴（他是一位军官男爵的儿子）一起用旧衬衫和破袜子缝制神职人员的行头，做弥撒祭袍、披肩和腰带。好长一段时间，我们秘密地彩排弥撒、坚振礼和洗礼仪式；我演神父，他扮辅祭，我还会用拉丁语背绝大部分的弥撒祷文。这是一个特别的游戏：我们将柴屋布置成小教堂，搭起祭台，拿祖父用过的一只脏水杯充当圣杯；我们还从安布鲁茨大婶那里买来薄饼，当辅祭用刀尖轻敲水杯的边缘，我举起盛着葡萄酒的圣杯，毛骨悚然地品着嘴里的薄饼，体验《新约》里记述的那个时刻……那并不是一出好游戏，假如让大主教知道，他肯定不会再喜欢我。
在大主教府邸的后院有一间小屋，教会的报纸就是在那里编辑的。城里总共有四份日报，大主教的报纸和两份劳动党宣传物均用匈牙利语印刷，第四份是一份历史悠久、传播更广泛的德文报纸。报社是靠党费存活，编辑换得像走马灯。在当时，大多数的外地编辑都是浪漫主义骑士，浪迹天涯的临时工，他们频繁更换城市，更换报社，当地咖啡馆的大堂主管为他们的离去感到惋惜。外地的编辑们都崇尚文学，在咖啡馆里，不打牌的时候，他们会在大理石的桌面上堆满“最现代作家”的作品。他们周游全国，就像首席歌剧女演员；他们的薪水少得可怜，必须挣外快才能维持生计，靠牌桌上的运气，或给当地团体做媒体宣传。在当时，媒体既有威望，又有权势。在靠码字谋生的穷小子们当中，有一位本地编辑极具优势，那是一个十分自负、浑身赘肉的胖子，一天到晚气喘吁吁地在城里东奔西走，领结松松地系在腊肉般的双下巴下。他总是“公务”繁忙，每隔一段时间就去一趟布达佩斯，回来后煞有介事地跟熟人透露，他在那里跟“最高层人士”商讨国家大事……市民阶层害怕媒体。企业商人、银行经理和城里的公务员都在人前虚张声势地竞相炫耀自己与媒体的良好关系，他们实际非常害怕公众监督。“编辑先生”始终是一位注重精神境界的人，他崇拜阿迪和现代诗人，但是与此同时，他经常造访外地储蓄所的经理办公室，在那里当然不会讨论文学和诗歌，而是为了别的事情争执。人们由于害怕媒体人，所以通常收买他们。当我们家人后来听说到这些时，我已在佩斯的报业圈混了好久，他们觉得我是个落魄之人，好像我是个剪草坪的或是屠夫。当时，记者在外地还不属于市民社会，人们跟他们打招呼，但不请他们吃午饭。若论社会等级，记者只比地方剧社的名伶靠前一点。记者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只在后来这些年有所好转，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