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38/88页）

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我的手机响了，是纪尧姆打来的，在他祖母住处的一堆书中，他找到了我所需要的关于冬赛馆事件的书籍，他可以把那些书借给我。他问这天稍晚的时候我可以见他吗，或者晚上，一起喝一杯。他的声音欢快而友善。我立刻说好的。我们约好六点钟在蒙帕纳斯街上的名流咖啡馆见面，那里离我家只有两分钟的路程。说完再见，我的电话又响了。

我很惊讶，是我公公打来的，毕竟爱德华几乎不给我打电话的。我们一向保持着法式的礼貌距离，彼此客客气气的。但我从来不觉得跟他在一起很自在，我总觉得他好像有所保留，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别人，都隐藏着他的情绪。

大家一向听从他的话，仰望他，我实在很难想象他能露出喜怒哀乐或者壮志凌云的神情来。我们去勃艮第度过周末，他坐在花园的橡树底下阅读卢梭的作品，哪怕那样悠闲的时刻我都没见过他穿牛仔裤。印象中，我应该没见过他不系领带的时候。从我初次见到他，再到之后的整整十七年，他的外貌和穿着几乎就没怎么变过，永远都是庄严的姿态，银灰的头发，肃穆的眼神。我的公公倒是很喜欢下厨，还经常把科莱特赶出厨房，无论是简单的蔬菜炖牛肉锅、洋葱汤、开胃杂烩还是松露煎蛋卷，都能被他做成佳肴。他只让佐伊进他的厨房，虽然塞西尔和洛尔都生了儿子——阿诺德和路易斯，但他最疼的还是佐伊。我不知道他们的烹饪课都教些什么，但在那扇关闭的门后，我能听见佐伊咯咯的笑声，还有切菜声、流水声、锅碗瓢盆的乒乒乓乓声，以及爱德华偶尔的哄然大笑声。

爱德华问我佐伊在做什么，公寓的装修进展得怎么样了，然后他才说了重点：他昨天去探望玛玫，那简直是“糟糕”的一天，他说，玛玫生着闷气，他本来想留她一个人看电视，但忽然间，她提到了我。

“她说我什么了？”我好奇地问。

爱德华清了清喉咙。

“我的母亲说你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全都是关于圣东日街上公寓的。”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

“好吧，是的，我问了。”我承认道，但我不明白他想说什么。

沉默。

“茱莉娅，我希望你别再问玛玫任何关于圣东日街的事了。”

他忽而改口用英语说，好像是能更精确地表达，好确保我能明白。

我心里一阵刺痛，用法语回答。

“我很抱歉，爱德华，由于杂志的缘故，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着手调查冬赛馆事件，对于这桩巧合，我也感到很惊讶。”

又是一阵沉默。

“巧合？”他用法语重复道。

“对，是的，”我说，“是关于你们搬进去之前住在那儿的一家犹太人，他们后来在大搜捕中被抓起来了。我觉着玛玫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很焦虑，所以就没再问了。”

“谢谢你，茱莉娅，”他顿了顿，又说，“这的确会让玛玫很焦虑，别再在她面前提这件事了，拜托了。”

我在人行道上停了下来。

“好的，我不会提的。”我说，“但我并不想伤害她，我只是想知道你们一家是怎么搬进那间公寓的，还有玛玫是否知道关于那个犹太家庭的零星半点。你呢，爱德华？你知道什么事吗？”

“抱歉，我没听清。”他不着痕迹地回答，“我得走了，再见，茱莉娅。”

电话挂断了。

有那么一会儿，他让我很困惑，甚至都忘了昨晚和伯特兰的种种。玛玫真的向爱德华抱怨我问她问题了？我还记得那天她并不想回答我的问题，还有直到我离开，她都不愿张开嘴巴说一个字。为什么玛玫会这么焦虑呢？为什么我问到公寓时，玛玫和爱德华都一致保持缄默呢？他们不想让我知道什么？

我又想起伯特兰和我腹中的胎儿了，他们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肩膀上。忽然之间，我觉得自己无法走进办公室了，亚历山德拉肯定又会假装善意地问东问西，班贝尔和约书亚肯定会看到我浮肿的脸，班贝尔一向很绅士，不会多说一个字，最多就轻抚我的肩膀以示宽慰。至于约书亚，他就更不会放过我了：“好吧，甜心，怎么啦？又和你那法国丈夫吵架啦？”我几乎能想象到他端着咖啡，一脸讥讽的模样。反正，今天早上我是不想去办公室的。

我回头朝着凯旋门走去，穿过一大群走走停停驻足拍照的观光客，我的步伐匆忙而矫捷。我拿出我的地址簿，给弗兰克·李维打了个电话。我问他我是否可以将下午的会面改到今天早上。他欣然同意了，很好，他的办公室也不远，就在霍赫街上，只要花十分钟就能到那儿了。此刻的香榭丽舍大道上熙熙攘攘，而从星形广场延伸出去的街上却空空荡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