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第2/3页）

诺埃尔撑开行李袋，我把成包的衣服、娃娃、书和所有用超市购物袋装着的我妈妈的东西放了进去。

我还把贴在驾驶座后面的那张我画的太阳系撕下来放进了行李袋。

妈妈总是说我聪明，这一次我也不会让她失望，我把手伸到驾驶座下面，摸出伊莱给我们的那把黑色的小手枪。

我没看诺埃尔，但我知道她已经看到了那把枪，因为她说：“嘿，珀尔，小心点，你最好不要带走它。”

诺埃尔是看着我长大的，但她似乎并不知道，“你最好不要”是我最喜欢的五个字。

我把伊莱的枪塞进行李袋的最里面，然后把我从垃圾场里发现的东西放进去。

将所有东西从车里取出后，我只剩一件事情需要做。我拉开后备厢的开关，走到敞开后盖的后备厢前面往里看，里面的宝贝全都不见了，我看着那个曾经装着银餐具、利摩日瓷盘、水晶酒杯、小提琴、中国象牙船和丝绸珠宝袋，现在变得空荡荡的地方。

唯一剩下的就是那个捆着黄缎带、外面衬着生丝的长盒子，虽然没法把它塞进行李袋，我还是带走了它。

我关上后备厢，绕着“水星”走了一圈，确保所有的车窗都摇上去了，然后关了车门。

我把钥匙留在了点火开关里，我们一直把车钥匙插在里面，却从来不曾转动它、开车到什么地方去。这辆车已经在此地停放了接近十五个年头。

“你收拾好了吗？”女人放下车窗对我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走吧，快上车。”

诺埃尔领着我走到副驾驶的那一侧，打开车门。

“你知道，珀尔，”诺埃尔说，“我们都喜欢你妈妈，虽然她和我们永远不是一类人。我记得我妈妈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点点头。

“你的人生还很长很长，”诺埃尔说，给了我一块三叉戟口香糖。“给你，拿着，”她说，“我身上只带了这个。”

我把口香糖放进嘴里，上了车，关上门。

我举起手掌在窗玻璃上按了一下，诺埃尔在外面也做了同样的动作。

假如艾普尔·梅没和我闹翻而且也在现场的话，她一定会说：“那个诺埃尔其实在想着伊莱，她以为自己现在有机会接近他了，因为你妈妈死了。明天早晨她就会给他送饼干，还会喷香水，让他靠在她肩膀上哭。”

儿童保护中心的女人转动车钥匙，发动机转起来，空调里吹出来凉飕飕的冷风，我嘴里的冬青口味口香糖尝起来就像松果。

“我怕热，希望你别介意。”女人说。

她把车倒出访客停车场，在“欢迎来到印第安水域房车公园”的牌子下面转了个弯，向右拐上了高速公路。

我本想在离开房车公园的那一刻转头向后看，但我没这么做。因为没人跟我们挥手告别。

在车里，女人说：“我告诉所有被我接走的孩子，请不要在你们摔倒或者磕破膝盖什么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只是个社工，你们只是我的客户，我不是你们的亲戚，不是你们的阿姨或者玛丽·波平斯[1]。我的工作是送你们去寄养家庭。听着，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打电话给我。系上你的安全带。”

我没回应，只是默默地扣好安全带，看向窗外，嚼着诺埃尔给我的口香糖。

“你肯定想知道你能不能看看你妈妈，我接走的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打算，因为他们不相信死亡。所以，听清楚，这是不可能的。没人会让你看她，孩子。她全身都是洞。不，我没看过她，没有，我只是听别人说的。其中一个警察说，你妈妈全身都是洞。”

我没回应。

“你怎么这么安静？嗯？你聋了吗？你不仅长得怪模怪样，还是个哑巴？你难道不为你妈妈伤心吗？你脸上怎么连一滴眼泪都没有？”

我没回应。

“好吧，既然你不打算说话，那就读点东西。这是你的档案，自己看看吧，你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在里面。”

女人一手把着方向盘，另一只手伸到后座，递给我几张订在一起、装在黄色文件夹里的纸，然后便开车载着我，远离了我的汽车之家、垃圾场、秋千和那条被枪杀的小河。

儿童保护中心的社工打开收音机，带我驶离了我的童年。

如果这时候我妈妈也在后排座，她一定会说：“你以为遇到了不好的事情就像是身体挨了一针那么简单，认为情况不会变得更糟，你现在得救了。可悲剧不是治病的药，你可以吞下一片或者喝掉一勺，悲剧总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踢得你爬不起来。”

这一次再也不是假装，这一次我真的离开了房车露营公园，沿着高速公路向萨拉索塔的方向行进。我们在第一组交通灯下开上左边的匝道，然后向左转，再在斜坡上向右转，穿过一排棕榈树，经过沃尔玛。我的眼睛追随着沥青路面中央的白线，这条长长的白线起源于尼亚加拉瀑布的一条河流，一直奔向墨西哥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