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一章（第14/15页）

29 前面提到过的宫内大臣阿德勒贝格的情妇，阿德勒贝格通过她收取各种贿赂，卖官鬻爵，《警钟》曾揭露这些事。

30 《圣经》中的人物，犹太王希律的孙女，一个荡妇。

31 见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第五幕第八场。

32 这里提到的都是些青年军官。斯利维茨基和阿恩霍尔特因参加革命军事组织，于1862年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赫尔岑曾在《警钟》上专门撰文悼念他们。波捷布尼亚曾在伦敦两次会见赫尔岑，他的部队驻扎在波兰，1863年波兰起义时，他与波兰人一起战斗，因而死在战场上。赫尔岑为纪念他，在《警钟》上写过好几篇文章。克拉索夫斯基因在士兵中散发革命传单，于1862年被判服苦役，曾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起在涅尔琴斯克的亚历山大工厂服劳役，1868年因越狱失败自杀身死。《警钟》为他的判刑发表过文章。奥布鲁切夫因散发革命出版物《大俄罗斯人》，于1862年被判服苦役。

33 谢拉科夫斯基（1827—1863），波兰革命者，1863年波兰起义的积极参加者，被俘后死在绞刑架上。

34 赫尔岑于1860年5月至11月住在伦敦阿尔法路，这里的所谓“老朋友”指赫尔岑本人。

35 德国革命者，他后来去了美国，与赫尔岑保持通信联系。

36 特鲁韦勒的经历值得讲一下。1861年，一个青年水兵来找我们，十年前我在尼斯认识他的母亲，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他受的教育怎样，从一件事可以知道，那就是他在八九岁的时候曾对我说，除了上帝和父母，他最爱的便是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为什么你这么爱他？”我开玩笑似的问他。“因为他是合法的皇上……”教育中的这种精神也许是在1848年后形成的，从前我们受的教育不是这样，它与正教和专制政治都没有关系。生活治愈了年轻人。他来找我们时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他的父亲死了——是死在监狱中的，因为他在莫斯科铁路的各种舞弊案中受了牵连；他是诺夫哥罗德的地主，承包过一些工程。儿子相信父亲没有罪，决定尽一切力量为他恢复名誉。他在俄国所作的一切尝试均未成功，于是他来找我们，带来了一大叠文件、契约、枢密院的记录和摘要。把它们理出头绪，编成一份报告，这对《警钟》说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幸好我们发现，特鲁韦勒与克利西耶夫是大学同学，便把这任务委托给了克利西耶夫。特鲁韦勒给人的印象是既坚定、忧郁，又幼稚。强烈的内心活动一直在冲击着他（他已不再相信“合法的皇上”），他常常怀着无比的愤怒谈到水兵们暗无天日的生活。那时我们正与“海军上将号”的一部分军官在进行有趣的通信。我记得它的舰长是安德烈耶夫，他是康斯坦丁手下的自由派人士，当时很得大公的器重，但他与非自由派人士一样虐待部下，咒骂军官。我记得，他手下有个中尉斯托弗列根不仅残忍地处罚水兵，而且有一套理论（像后来的维特根施泰因公爵一样），认为管理军队就得心狠手辣。我们在《警钟》上就这事登过一篇短文，接着突然收到了从比雷埃夫斯寄来的一封信，署名是“一大群军官”，声称那一切不是事实……信是署名的，但等于不署名。由于它不署名，它的内容我们只刊出了不到十分之一，而且这些内容还是得到其他十来个军官证实的。至于联合署名的信则没有登出。过了几个月，特鲁韦勒第二次来了，我把军官们的信给他看，这些军官实际上是在转弯抹角替自己的舰长辩护。特鲁韦勒冒火了，他相信这是他们串通搞的，为了证实这一点，还举出了一些事实，我把它们记录下来，以防万一。特鲁韦勒下一次又来时，我把记录念给他听。他皱起了眉头……我想，嗯，他害怕了。“请把您的记录给我。”“拿去。”他看了一遍，拿起笔，签了名。“您这是做什么？”我问。“为了使我的证明不致像他们的那样不署名字。”军舰离开伦敦时，他买了一大捆《人民需要什么》《警钟》和其他书刊。关于这事我什么也不知道——他与我告别后便动身回俄国了。在朴茨茅斯港，他不够谨慎，把他买的那些书分发给水手们。有人告了密，于是他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便是他的答复和给母亲的信（这些材料赫尔岑后来没有附入。——译者注）。这是个英勇的人物，当然，他没有说是我们毁了他——像许多人指责我们的那样。——作者注按：康斯坦丁大公是尼古拉一世的儿子，当时任海军大臣，以进步人士自居。维特根施泰因是俄国将军，曾指挥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的俄国军队。特鲁韦勒被告发后，受到了审问，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