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十章（第5/18页）

他与水手似乎很熟，到这儿来只是为了与他见面。谈了三四句话，他便不再说什么，开始讲道了。“我看到了马加比和基甸37……”他说道，“他们是上帝手中的工具，他的剑，他的投石器……我望着他们，越看越感动，我含着眼泪反复道：‘上帝的剑，上帝的剑啊！’上帝挑选了软弱的大卫，可是他打败了歌利亚38。正因为这样，英国人民，上帝的选民，要去迎接他，像迎接黎巴嫩来的新娘一样……人民的心在上帝手里，它告诉大家，这是上帝的剑，上帝的工具，基甸！”

……门开了，进来的不是黎巴嫩的新娘，却一下子出现了十来个相貌堂堂的不列颠人，其中有沙夫茨伯里勋爵和林赛39。他们全都在桌旁坐下，要了些吃的，宣称马上得去布鲁克大厦。这是伦敦的正式代表团，是特地来迎接加里波第的。传教士闭上了嘴，但是水手在我眼中变得高大了，他露出不容置疑的厌恶表情，望着刚才进屋的代表团，以致我想起他的朋友刚才的讲道，不禁担心，如果他不是把他们当作魔鬼手中的剑和大刀，至少会当他们是削笔刀和刺血针。

我问他寄往布鲁克大厦的信该怎么写，单单写房子的名称成不成，是否还要加上附近的镇名。他说，什么也不必加。

代表团中一个头发花白、身体胖胖的老人问我，我写信到布鲁克大厦是寄给谁的？

“给格尔卓尼。”

“他好像是加里波第的秘书吧？”

“对。”

“那您不必费心，我们马上去那儿，我愿意为您捎信。”

我取出名片，把它与信一起交给了他。在大陆上会有这样的事吗？你们想想，如果在法国，一个人在旅馆里问你要寄信给谁，当他知道信是寄给加里波第的秘书的，他还会给你捎信吗？

信送到了，第二天我在伦敦收到了回信。

《明星晨报》国外版的编辑认出了我，开始问我，我是怎么找到加里波第的，他的健康状况如何等等。与他谈了几分钟，我便走进了吸烟室。我发现，淡黄头发的水手和他那位黑皮肤神学家，正坐在那儿喝啤酒，吸烟斗。

“怎么，”他对我说，“您瞧见这些家伙啦？……真是妙极了：沙夫茨伯里勋爵、林赛作为代表来邀请加里波第。好一出喜剧！他们是不是知道，加里波第是什么人？”

“他是上帝的武器，他手中的剑和投石器……因此上帝才选拔他，让他永远显得神圣而单纯……”

“这一切都很好，但是这些先生跑来做什么？我得问问他们每一个人，他们在‘亚拉巴马号’上投入了多少资金？40……还是让加里波第到泰因河畔纽卡斯尔和格拉斯哥走走吧，他在那里可以更接近人民，不致受到公爵和勋爵的干扰。”

这人不是水手，是造船工人，多年住在美国，了解南北之间的问题，认为那里的战争没有什么希望。为此，神学家安慰他道：

“如果上帝要叫这些人民分成两部分，让他们兄弟相斗，那么他是有自己的意图的，如果我们暂时不理解，便应该服从他的意志，哪怕这使我们感到痛苦。”

黑格尔那句名言：“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在这里又通过这样的方式，向我作了最后一次解释。

我与水手和他的牧师友好地握了手，便回南安普敦了。

在轮船上，我遇到了激进派记者霍利约克；他在我后面会见了加里波第，加里波第通过他向马志尼发出了邀请；他已经拍了电报，请他前来南安普敦；霍利约克打算与梅诺蒂·加里波第和他的弟弟41一起在那里等他。霍利约克急于在当天晚上把两封信送到伦敦（邮寄只能在次日早上送到）。我为他解决了这难题。

晚上十一点我到了伦敦，在滑铁卢车站附近的约克旅馆订了个房间，便去送信了，很奇怪，这时雨还没有停。在一点钟或一点多一些，我回到旅馆，它已关了门。我用力敲门……一个躺在酒店栅栏外过夜的醉汉告诉我：“别在这儿敲门，胡同里有夜间用的门铃。”我拐进胡同，找到门铃，打了铃。门没有开，只有一个睡眼惺忪的脑袋从地下室钻出来，恶狠狠地问我要做什么？

“住店。”

“已经客满了。”

“我已在十一点钟亲自预订了房间。”

“对你说已经客满了！”随即砰的一声关上了地下室的门，甚至不等我骂他，这样，我的骂毫无作用，他早已听不到。

事情不好办，半夜两点要在伦敦，特别是这一带找到房间，谈何容易。我想起了一家不大的法国饭店，便朝那儿走去。

“有房间吗？”我问老板。

“有，不过不太好。”

“让我看看。”

确实，他讲的是真话：房间不仅不太好，而且非常脏。无法可想，我打开了窗，便到餐厅待一会儿。那儿还有些法国人在喝酒，叫嚷，玩扑克，打多米诺牌。一个身材魁梧的德国人是我认识的，他走到我面前，问我有没有时间跟他单独谈谈，他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要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