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十章（第14/18页）

加里波第站起来问道：

“难道时间到了？”

斯坦斯菲尔德正好在场，看了看表说道：

“离预定的时间还有五分钟。”

加里波第叹了口气，愉快地坐回了椅子。但这时一个办事员跑了进来，开始安排，沙发放在哪里，从哪个门进，从哪个门出。

“我走了。”我对加里波第说。

“为什么？再待一会儿。”

“我在这儿做什么？”

“在我接见这么多不认识的人时，”他笑道，“我至少可以留下一个熟人。”

门开了，门口出现了临时赞礼官，他拿着名单开始大声念官员的姓名：某某爵爷阁下，某某伯爵，某某侯爵和侯爵夫人，某某勋爵和勋爵夫人，某某小姐，某某侯爵，某某议员大人，没完没了。随着每个名字，一个个人安详地挤进了屋子，年轻的、年老的穿钟式裙的夫人小姐们也像气球似的飘了进来，这些人有的白发苍苍，有的秃顶，有的矮小，有的肥胖结实，有的瘦得像没有后腿的长颈鹿，脖子伸得高高的，还想伸高，好像要把又大又黄的牙齿顶住上半部脑袋……每个人身边都有三位、四位或五位女士，这非常好，因为她们占据了五十个人的空间，使大家不致因此挤在一起。所有的人都依次走到加里波第面前，男的便握手，还拼命摇动，好像他的手指刚在开水里烫了一下，有的一边握手一边讲话，但大部分人只是咕哝几句便闭上嘴巴，鞠躬告退。夫人们也默默无语，但目不转睛、一眼不眨地注视着加里波第，以致今年伦敦出生的婴孩一定有不少相貌像他，但由于现在孩子们都已穿上了红衬衫，再要模仿就除非穿上披风了。

行完礼的人从对面通客厅的门退出，然后下楼离去；胆大些的却不急于离开，尽量待在屋里。

加里波第起先站着，后来坐下了又站起来，最后就干脆坐着了。他的腿不允许他长时间站立，而接见似乎还没有尽头……马车不断驶来，赞礼官还在念名单。

近卫骑兵的乐队在奏乐，我这儿站站，那儿站站，起先走进客厅，然后随着钟形裙的潮水涌到瀑布那儿，给它卷过一个门口，进入了萨斐和莫尔蒂尼平时歇息的房间。屋里没有一个人；我感到惶惑和厌恶，这是什么名堂，把放逐装扮得冠冕堂皇还不够，又演出这一场朝见国王似的喜剧？我累极了，朝沙发上一坐；乐队在奏《路克雷齐亚》79，演奏是出色的，我静静听着。是的，是的，“我们何必为不可知的明天操心”。

从窗口可以望见排成长龙的马车，它们还在驶来，一辆刚到，又来了第二辆，又有一辆停下了。我想象着加里波第带着他那条受伤的胳臂，怎样坐在那儿，既疲倦又伤心，脸上掠过一层谁也不注意的阴影，而那些钟形裙还在飘进屋子，那些大人，白发的、秃顶的、高颧骨的、长脖子的大人们还在走进屋子……

……乐声不断，马车还在驶来……我不知怎么终于睡着了，有人开门，惊醒了我……音乐还在响，马车还在驶来，简直没完没了……他们真的非把他累死不可！

我回家了。

第二天，就是动身的那天，我早上七时便到了加里波第那里，我特地为此在伦敦过了夜。他闷闷不乐，心神不定；只有这时你才可以看出他习惯于指挥别人，不论在战场上还是海洋上，他都是钢铁般的领袖。

一位先生抓住他，给他带来一个靴匠，靴匠为加里波第发明了一种带有特殊铁框装置的靴子。加里波第无可奈何地坐在安乐椅上，靴匠汗流满面，给他穿上他发明的铁鞋，然后叫他站起来走路；一切似乎很好。

“应该付他多少钱？”加里波第问。

“不用，”那位先生回答，“您肯穿这双鞋已经是他的光荣了。”

他们告辞走了。

“过几天这事就会出现在他的招牌上。”有人说。这时加里波第已露出恳求的神情，对跟在他后面的一个年轻人说道：

“行行好吧，给我脱下这玩意儿，我痛得受不了啦。”

这件事非常有趣。

接着来了一些贵族夫人——地位较低的则聚集在客厅里等待。

我和奥加辽夫走到他面前。

“再见，”我说，“在卡普雷拉再见。”

他拥抱了我便坐下了，向我们伸出了双手，那声音像刀一样划过我的心头：

“请原谅我，原谅我吧；我有些头晕，欢迎您到卡普雷拉来。”

他又一次拥抱了我们。

接见之后，加里波第还得上斯塔福大厦与威尔士亲王告别。

我们走到大门口，便分手了。奥加辽夫去看马志尼，我去找罗特希尔德。罗特希尔德的办公室里还没有人。我走进圣保罗饭店，那儿也没有人……我叫了一客牛排，孤零零地坐在桌旁，反复琢磨着这“春夜之楚”的各个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