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十章（第13/18页）

“既然这样，我走就是了。”

轻而易举的成功反而使格莱斯顿有些不好意思，他惊慌失措，提议他再访问两三个城市，然后回卡普雷拉。

“我不能在城市中进行挑选，”加里波第生气地答道，“我保证两天后动身。”

……星期一，议会提出了质询。看风使舵的老人帕默斯顿在一个议院中，马不停蹄的朝圣者克拉伦登在另一个议院中，都凭自己纯洁的良心作了解释。克拉伦登向贵族们作证，拿破仑根本没有要求驱逐加里波第。帕默斯顿也证实，他本人根本不希望他离开，他只是为他的健康担忧……随即开始陈述各个细节，那是只有相依为命的妻子或保险公司派出的医生才会知道的，如睡眠和饮食的时间，伤口的反应，营养状况，烦躁的心情，年龄等等。议会开会变成了医生的会诊。首相援引的不是查塔姆76和坎贝尔77的言论，而是医学常识和弗格森的诊断——弗格森为这次困难的手术帮了他的大忙。

立法机关决定，加里波第病了。英国的城市和乡村，郡镇和银行，享有按照自己的认识处理一切的权利。政府竭力避免任何干涉的嫌疑，以致听任人们每天饿死，也不敢限制济贫院的自治权，还可以允许整个村子的人民在劳动中累死，或者变成呆小病患者，现在却突然变成了医院的护士和保姆。国务大臣们丢下了大轮船的舵，叽叽咕咕商量一个没有要求他们看病的人的病情，给他开了没有要求他们开的药方：大西洋和萨瑟兰的“水神号”游艇。财政大臣忘记了国家预算，所得税，借方和贷方，当起了会诊大夫。首相向议会报告了这份病理分析。那么难道胃和腿的自治权，不像把人送进坟墓的慈善机关的自治权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吗？

斯坦斯菲尔德不明白，为女王服务就必须与马志尼反目这个道理，不久就为此吃到了苦头。现在身居高位的大臣们不再写欢迎词，只要开药方了，他们也许还在为延长另一位革命家马志尼的寿命而殚思竭虑吧？

所有的朋友都劝加里波第留下，认为他对那些过分热心的君子向他转达的政府的愿望，不必信以为真。他们说：“难道可以怀疑内阁首相向英国议会表示的态度吗？”

“帕默斯顿的话不能使我违背我的保证。”加里波第回答，吩咐准备行装。

这是一次索尔费里诺战役！78

别林斯基早已指出，外交家成功的秘密在于他们与我们打交道时把我们也当作外交家，而我们与外交家打交道时却把他们当作人。

现在你们可以明白，如果迟一天就不可能有我们的节日和加里波第的讲话，他关于马志尼的话也不会具有那样的意义了。

……第二天我上斯塔福大厦，得知加里波第已迁居王子门街26号西利家，它在肯辛顿花园旁边。我赶往王子门，但是怎么也找不到机会与加里波第谈话，他的身边随时有人；客厅和书房里待着二十来个客人，有的坐着，有的走着，有的讲话，有的默不作声。

“您要走吗？”我拉住他的手说。

加里波第紧紧握住我的手，用伤心的声音回答道：

“我只能服从不可避免的事实。”

他还得出门；我离开他，下楼遇到了萨斐、格尔卓尼、莫尔蒂尼、理查逊等人，大家都为加里波第的离开感到气愤。西利夫人走进屋子，后面跟着一个瘦瘦的机灵的法国老妇人，她能说会道，正在向主妇表示，她能认识这么一个杰出人物是她的幸福。西利夫人转向斯坦斯菲尔德，请他翻译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法国女人继续道：

“啊，我的天，我多么高兴！这是您的公子吗？请给我介绍一下。”

斯坦斯菲尔德只得让法国女人大失所望，她没有注意到，他与西利夫人年纪相仿，于是他问她，她还有何贵干？她看了我一眼（这时萨斐等人已经走了），说道：

“我们不是单独在这儿。”

斯坦斯菲尔德报了我的名字。她马上跟我搭讪，请我留下，但我宁可让她跟斯坦斯菲尔德单独谈话，重又上了楼。过了一会儿，斯坦斯菲尔德拿着一个铁钩或扳手来了。这是法国女人的丈夫发明的，她希望得到加里波第的赞赏。

最后两天是混乱而忧郁的。加里波第避免谈到自己的离开，只字不提他的健康……在他左右的人中，他看到了伤心的指责的目光。他的心情很不好，但他保持着沉默。

离开的前一天两点钟，我坐在他那里，有人来报告，会客厅已挤满了。这一天，他要接见议员和他们的家属，各种贵人和绅士，据《泰晤士报》说，总数达到两千人，这真是盛大的接见仪式，皇帝的上朝，场面之大，不仅符腾堡的国王，连普鲁士的国王要是没有教授和下级军官凑数，恐怕也难以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