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8/21页）

它不仅对他们个人，而且对全体流亡者，对现在的一切政治派别而言，都结束了。在这活跃而喧闹的十年、甚至五年前，他们才离开河床，消失在沙砾中，以为自己还能流往海洋。现在他们不再有“共和国”那样可以唤起全体人民的词语，也不再有《马赛曲》那样可以使每颗心灵跳动的歌曲了。甚至他们的敌人也不再那么显赫，那么高不可攀；王室的古老封建特权瓦解了，不必再与它们作艰苦的斗争，国王的头颅已从断头台上滚下，整个王朝的体制也随之崩溃了。现在哪怕处死拿破仑，也不会成为另一个1月21日55，哪怕把马扎斯监狱56夷为平地，也不能与攻打巴士底狱同日而语了！那时在隆隆的雷声和闪闪的电光中，人们看到了新的前景，那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国家的前景，那肃清黑暗的中世纪奴役制度的前景。然而从那时以后，事实证明革命无力扫除一切旧事物，理性也不能成为建立国家的基础。政治改革正如宗教改革一样，已名存实亡，变成了玩弄辞藻的清谈，只是靠一些人的软弱和另一些人的虚伪在装潢门面。《马赛曲》依然是神圣的国歌，但正如《上帝是可靠的堡垒》57一样，属于过去的时代，它们的声音现在仍能唤起许多庄严的形象，但它们只是出现在麦克白眼前的一个个幽灵58——都是国王，但都已死了。

旧时代的背影还没有消失，新时代的脚步声刚在远处出现，我们正处在两个时代的交替时期，在后继者到来以前，警察以维护社会秩序为名掌握了大权。这时谈不到什么法律，这是必要的过渡阶段，历史上的不法时期，刑讯和监狱的天下，疫病流行时期的一种检疫措施。新秩序同时兼有君主制的一切压迫和雅各宾派的一切暴行，它的防务不是建立在思想上，也不是建立在传统偏见上，而是建立在恐怖和无知上。在一些人害怕时，另一些人就可以端起刺刀，占据要职。第一个砸断锁链的人，也许便可以占有主要的位置。不过他自己也会马上变成警察。

这使我想起2月24日晚上，科西迪耶尔拿着手枪走进巴黎警察总局的情形。他坐到刚逃走的德莱塞尔59的座位上，把秘书叫来，对他说，他已被任命为警察局长，命令他把公文拿来。秘书像对德莱塞尔一样露出恭敬的笑容，恭敬地鞠躬，然后去取公文了；公文照样运转，什么也没改变，不同的只是德莱塞尔的晚餐变成了科西迪耶尔的晚餐。

许多人知道进入警察总局的口令，但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口令。时机到来时，他们便照亚历山大一世那样行事60。他们希望旧秩序受到打击，但不是致命的打击；他们中间没有贝尼格先和祖博夫61。

正因为这样，如果他们重又走进竞技场，他们会对人们的忘恩负义感到痛心；让他们这么想吧，让他们认为这只是忘恩负义吧。这是伤心的思想，但比其他许多思想还轻松一些。

其实他们最好不再涉足那儿，还是向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谈谈他们过去的伟大事业吧。不必对这劝告生气，生活在改变，不变的也成了历史的遗迹。他们留下了自己的足印，正如后来的人也会留下足印一样，但新的浪潮也会滚滚向前，超过他们，然后所有的一切：足印……活着的和遗留的——全都消失在赦免一切、忘却一切的永恒中！

许多人听了我这些话，便生我的气。一位非常可敬的先生对我说：“从您这些话看来，您只是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

可是我到欧洲来不是为了隔岸观火。我是被形势所逼才变成旁观者的。我曾经百般忍耐，但终于筋疲力尽了。

五年中我没有见到一张明朗的脸，听到一声单纯的笑，遇到一道理解的目光。我的周围尽是医生和病理解剖员。医生总在试图治病，解剖员总在指着尸体向他们证明，他们错了，于是我终于也拿起了解剖刀；也许由于我缺乏经验，我割得太深了。

我不是作为旁观者说那些话的，我不是为了谴责；我讲是因为我心里有不能不讲的话，因为对真理的普遍不理解使我不能忍耐。我比别人清醒得早一些，这并不能使我感到轻松。只有最浅薄的庸医才会望着垂死的病人，发出沾沾自喜的微笑，说道：“瞧，我说过他拖不过晚上，现在不是吗？”

那么为什么我要忍受一切？

1856年，全体德国流亡者中最优秀的人物卡尔·舒尔茨62从威斯康星来到欧洲。他去了德国回来时对我说，大陆的精神空虚令他吃惊。我把我的《西方小品》用德语念给他听，他不能接受我的结论，仿佛这是人们既害怕又不愿相信的魅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