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二章 山 峰（第5/9页）

“那么总督大人非常抱歉。”

“这是我的通信地址。”

过了一星期，一天晚上一位瘦长的、留着长唇髭的先生来看我，他是匈牙利的上校，夏季与我在卢加诺见过面。

“是总督要我来找您的，您没有去看他，他感到很不安。”

“啊，很对不起。不过我已留下了地址，只要我知道时间，我一定会立即前去拜见科苏特……”接着我又询问似的说道：“哦，是不是应该说，立即去拜见总督先生？”

“拜见老头子，老头子，”上校笑道，“我们在自己人中间都称他‘老头子’。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全世界都找不到这么聪明的头脑，过去也没有……”上校诚心诚意地唱起了对科苏特的赞歌。

“很好，明天两点钟我一定专程拜访。”

“这不成，明天是星期三，明天上午老头子只接见我们自己人，我们匈牙利人。”

我忍不住笑了，上校也笑了。

“那么你们的老头子什么时候喝茶呢？”

“晚上八时。”

“那就请转告他，我明晚八时前来拜访，如果不成，请您写张条子通知我一声。”

“他一定很高兴——我会在接待室恭候大驾。”

这次我刚一按铃，长条子上校便来迎接我了，另一个矮个子上校当即把我带进了科苏特的书房。

我发现科苏特正在一张大桌子后伏案工作；他穿一件黑丝绒军上衣，戴一顶黑便帽，样子比他所有的画像，所有的半身雕像，都英俊得多；他年轻时应该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那若有所思的脸，那富于幻想的神色，必然对妇女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的容貌与马志尼、萨斐、奥尔西尼的不同，缺乏那种端正匀称的古典风格，然而那忧郁柔和的目光不仅流露出强大的智慧，而且让人看到他有一颗感情深厚的心，也许正因为这样，对我们这些北国的居民说来，他显得更加亲切。他那沉浸在深思中的微笑，那有些兴奋的谈话方式，必然能赢得别人的好感。他谈吐不俗，虽然不论讲法语、德语或英语，同样都带有浓厚的地方口音。他从不推敲词句，也不依靠陈词滥调；他与你一起思想，仔细听取每一句话，在心中作出自己的考虑，这些考虑几乎总与众不同，因为他不像别人，从不拘泥任何理论或党派观念。也许从他提出论点和反驳的方式，可以看出他像律师，然而他所谈的一切都是严肃认真，经过周密思考的。

1848年前科苏特大多在本国从事实际工作，这使他养成了实事求是的作风。他清楚地知道，处理世界上的事务，不可能像乌鸦那样采取直线飞行的方式，事实很少会遵循简单的逻辑规律发展，它往往迂回曲折，有时还会节外生枝，背离原来的途径。这也是科苏特与马志尼不同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在行动的热烈程度上，科苏特不如马志尼，另一方面，马志尼那种不断尝试，不惜冒险的做法，也是科苏特从来不会采取的。

马志尼是狂热分子，在意大利革命问题上，他绝对相信自己的想法，从来不允许别人批评它，他无时无刻不像离弦的箭一样在奔向它。他对环境考虑得越少，他的行动也越坚决和简捷，思想也越单纯。

赖德律-洛兰的革命理想主义也并不复杂，这可以从他在国民议会的演说和在公安委员会采取的措施中看得清清楚楚。但科苏特从匈牙利带来的不是一般的革命传统观念，不是社会理论的启示录程式，而是他潜心研究过的自己的国家的抗议——这是一块新的国土，无论就它的需要，它的原始而自由的体制，还是它那些中世纪式的形态而言，都是人们所不了解的。与自己的同志们相比，科苏特是一名专家。

法国的流亡者喜欢一刀切，用自己的尺衡量一切，这个不幸的习惯使他们大肆攻击科苏特，说他在马赛声称他同情社会主义思想，可是到了伦敦，他又从市政大厦的阳台上，对英国的议会制度表示深刻的敬意。42

科苏特是完全正确的。那是在他离开君士坦丁堡后的旅途中，也就是在1848年后到来的那个可歌可泣的黑暗年代中。北美的轮船从奥地利和俄国伸向他的魔爪下救出了他，豪迈地载着这位逃亡者驶往一个共和国，中途停靠在另一个共和国的港口。在这个共和国里，法国警察专政当局的命令已在等待着他，它不准这位流亡者踏上未来的帝国的土地。要是在今天，一切便会这么办；但在当时还不是所有的法国人都已屈服，工人群众纷纷拥向轮船停靠的码头，向科苏特欢呼，非常自然，科苏特与他们谈到了社会主义。但背景在改变。轮船经过一片自由的国土时，它要求另一个国土的流亡者在自己这儿做客。科苏特当着全体群众的面，感谢英国人的接待，并不掩饰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的敬意，因为它才使这种接待变得可能。在这两个场合，他都是完全真诚的；他根本不是代表某种政治力量，他可以一面同情法国的工人，一面赞赏英国的宪政体制，不必非得成为保王主义者或者背叛共和主义不可。科苏特了解这一点，他知道他在英国只能对各个革命组织采取超然态度，既不作格鲁克派，也不作皮契尼派43，跟赖德律-洛兰和跟路易·勃朗保持同等的距离。但他与马志尼和沃尔采尔具有共同的基础，他们的国境是毗邻的44，他们的斗争是一致的，几乎有着相同的命运，因此他首先接近的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