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第8/14页）
我再说一遍：没有均衡就没有真正的婚姻。妻子对丈夫从事的一切一窍不通，毫无兴趣，也无从关心，这样的妻子只是情妇，女管家，保姆，不是在完整而美好的意义上的妻子。海涅谈到自己的“泰莱丝”30时说：“她不懂，也永远不会懂得我在写什么。”人们认为这很有趣，也很可笑，可是谁也不想问一下：“为什么她是他的妻子？”莫里哀把自己的喜剧念给厨娘听，这合乎情理得多。然而海涅夫人也对丈夫作了报复，虽然完全是无意识的。在他饱经忧患的晚年，她把她的许多朋友请进了家中，这就是那些年老色衰的过时的“茶花女”，那些由于脸上起了皱纹而变得德高望重的夫人，以及她们的朋友，那些干瘪的、两腿麻木的白发老人。
我完全不是主张，丈夫爱什么，做什么，妻子也非得爱什么，做什么不可。妻子可以喜欢音乐，丈夫喜欢绘画，这不会破坏平衡。我看到官方活动中，丈夫和妻子形影不离，同来同往，总不免毛骨悚然，觉得既可笑又荒谬，他们的地位越高也越可笑。为什么操练骑兵，必须欧仁妮皇后31出席呢？为什么维多利亚32必须带着她的丈夫，那位女王的配偶33，出席与他毫无关系的国会开幕式呢？歌德做得很好，从来不带他那位又高又胖的夫人参加魏玛的宫廷舞会。他们婚后生活的单调乏味，原因不在这里，在于缺乏共同的活动领域，共同的趣味，那种可以在性的差别之外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
现在再谈我们给可怜的谢拉菲玛造成的危害。
我们犯的错误，不外是一切乌托邦思想和理想主义历来所犯的错误。它们往往正确地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却根本不考虑，这个方面与什么生长在一起，是否可以把它切除，根本不考虑浮肉与整个机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深刻联系。我们还是像基督徒似的，相信只要对瘫子说一声：“拿了你的褥子回家吧。”他就会走路了。34
我们把修女谢拉菲玛，这个从未见过生人的、半野蛮的谢拉菲玛，一下子从她的山洞拉进了我们的圈子。她的纯朴令人喜爱，我们希望她保持这种状态，这就扼杀了她获得发展的最后可能性，消灭了她对文化教育的兴趣，使她相信，这样也不坏。但完全维持原状，她自己也不甘心。结果怎样呢？我们这些革命家，社会主义者，妇女解放的保卫者，把这位天真纯洁、忠诚坦率的女性变成了莫斯科的小市民！
难道国民议会35，雅各宾党人，以至公社36本身，不正是这样把法兰西变成了小市民世界，把巴黎变成了店铺老板的天地吗？
第一所在爱和温暖中向她敞开大门的房子，是我们的家。纳塔利娅亲自找她，硬把她拖来了。一年中，谢拉菲玛始终沉默寡言，回避陌生人，像以前一样胆怯，羞涩，那时的她充满了一种民间的诗意。她丝毫不希望她的奇怪举止引起别人的注意，相反，她但愿谁也不注意她。像孩子和小动物一样，她躲在纳塔利娅的翅膀下，她的忠诚那时是没有限度的。整整几个小时，她与萨沙玩得津津有味，给他和我们讲她童年的经历，在分裂派教徒那儿的生活，在作坊中当学徒时吃的苦。
她成了我们中间的玩偶——她最终也乐于这样；她明白，她的地位和她本人都不能与别人相提并论；从这时起，她消沉了，谁也没有拉她一把。只有纳塔利娅认真考虑过，怎样提高她。谢拉菲玛与一般女人不同，她没有沾染各种各样的坏习气——她不爱打扮，对奢侈品不感兴趣，对珠宝金银也无动于衷，只要凯切尔不觉得穷困，不叫苦，其余她都无所谓。起先，她喜欢跟纳塔利娅谈天，谈个没完，她信任她，仔细听她的劝导，竭力照她的话做……但是与我们搞熟以后，习惯以后，也可能由于别人拿她的古怪举止取乐，惹恼了她，她开始流露出痛苦和反感，对任何评论也不再回答得那么天真了：“我生来这么倒霉……我哪里还能改变，脱胎换骨？很清楚，我已经注定这么愚蠢，什么也不懂地走进坟墓。”这些话有意无意地表现了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情绪。她在我们中间不再觉得自由，渐渐不大上门。她说：“上帝保佑她吧，保佑纳·亚，她不爱我这个可怜人了。”过度的亲昵，女同学中交头接耳的作风，与纳塔利娅是格格不入的，在她身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平静和深沉，以及高度的审美感。谢拉菲玛不理解，纳塔利娅对她的态度和别人对她的态度之间的差异的意义，忘记了是谁首先伸出手去把她搂在胸前的。随着她，凯切尔也与我们疏远了，他变得愈来愈阴沉，容易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