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八章（第6/9页）
我们每天听到主人埋怨仆人，它与仆人埋怨主人同样合理，因为这不在于主人还是仆人变坏了，而在于双方对自己的地位愈来愈清楚了。这造成了仆人的压抑感，也对主人发生了腐蚀作用。
我们已习惯于对待奴仆的贵族老爷态度，因此完全不以为怪。世界上有不少小姐善良多情，可以为一只冻毙的小狗落泪，把最后的钱施舍给乞儿，乐于冒着严寒参加摸彩大会，救济叙利亚的难民，或者出席为阿比西尼亚的灾民举办的音乐会。她们在要求妈妈多留一刻，再跳一曲卡德里尔舞的时候，从来不会想到，驾驭前导马的小厮在风雪之夜坐在马上，血管中的血冷得已快冻结。
主仆关系是令人厌恶的。工人至少知道这是他的职业，他在制造什么，他可以快一些把东西制成，于是他就没事了，最后，他还可以希望自己将来成为老板。仆役的职务却是不会完的，这是终身苦役；生活不断产生垃圾，仆役就得不断打扫。他必须把生活中一切不舒服的琐事，一切腌臜的劳动，一切乏味的工作，全部包下。他得穿上号衣，表示他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别人的所有物。他要侍候比他强壮一倍的人，为了让后者不致玷污靴子，他便得踩进污泥里，为了让别人暖和，他便得自己挨冻。
罗特希尔德没有让爱尔兰乞丐作他的豪华酒宴的目击者，没有派他给二十来个客人斟葡萄酒，同时提醒他，如果他斟给自己喝，就得把他当贼赶走。最后，爱尔兰乞丐根本不知道世上有柔软的弹簧床和芳香的美酒，单凭这一点，他就比大公馆的奴隶幸福了。
马特维离开佐年贝格来到我身边的时候是十五岁。我的流放生活是与他一起度过的，在弗拉基米尔我也与他在一起。他跟随我们时，我们并没有钱。他像保姆一样照料萨沙，此外，他对我无限信任，盲目服从，因为他认为我不是真正的老爷。他对我的态度，与从前意大利画师的弟子对他们的老师一样。我常常责备他，但从未当他是仆人……我为他的前途担忧，他为自己的处境痛苦、烦恼，但从未设法另找出路。照他的年纪，如果他想干什么，他是可以开始新的生活的；但是为此必须坚持顽强持久的劳动，往往还是枯燥幼稚的劳动。他的阅读只限于小说和诗歌，他理解它们，有时还能非常正确地评价它们，但是严肃的读物使他困倦。他算账很慢，常常算错；他不会书写，总是词不达意。我多次要他学算术和写作，但毫无效果；他不学俄文文法，却一会儿学法文字母，一会儿学德语会话，这自然是浪费时间，只能使他失去信心。我为此狠狠骂他，他觉得伤心，有时还哭了，说他是不幸的人，读书已太迟了；有时他还这么绝望，甚至想死，丢下一切工作，几星期几个月地游荡，苦闷。
才能平庸，抱负不大，这还可有所作为。不幸的是，这些感情细腻灵敏，但意志薄弱的人，把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向前冲击中，以致不能持之以恒，不断前进。他们遥望知识和学问，只看到了它们优美可爱的一面，他们希望取得的也正是这个方面，却不知道，不掌握事物的一切技术部分，没有培养起一种能力，那么任何工具都是不能为我所用的。
我常常问自己，他的半开化状态对于他是不是反而有害？未来等待着他的会是什么？
命运一下子解决了这个难题！
可怜的马特维！连他的葬礼，那具有悲悼沉痛性质的葬礼，也被演成了一幕丑剧，然而这是完全符合民族风格的。
中午，警察所长和文书到了，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我们的乡村神父，一个老酒鬼。他们检验了尸体，在厅堂里开始侦讯和记录。神父什么也不记，什么也不看，鼻梁上架了一副大银边眼镜，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一会儿叹气，一会儿打哈欠，画十字，后来突然转过身子，向村长做了个仿佛腰痛得受不了的姿势，问道：
“萨韦利·加夫里洛维奇，酒菜准备没有？”
村长是个稳重的农民，参政官和我父亲因他是出色的木匠，才提拔他当了村长。他不是本村人（因此对它一无所知），生得很漂亮，虽然已经快六十岁。他捋捋那一大把络腮胡子，觉得这事与他毫不相干，因此一边皱起眉头瞧我，一边用粗重的嗓音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