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六章（第10/13页）

把1812年前的莫斯科社会与1847年我出国时相比，我的心高兴得直跳。我们获得了惊人的进步。那时对现实不满的都是离职的，被贬黜的，被迫退休的人；现在却是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了。那时社交界的名流是反复无常的寡头政治家，如阿·格·奥尔洛夫伯爵47和奥斯特曼48等，正如维尔莫特小姐所说，那是“影子的世界”，由十五年前在彼得堡去世的那些国务活动家所组成，他们终生搽粉，挂绶带，在莫斯科出席午宴和酒会，颐指气使，妄自尊大，既无力量，也不懂得什么。1825年后，莫斯科的社会名流却是普希金，米·奥尔洛夫49，恰达耶夫，叶尔莫洛夫50。从前人们低声下气地聚集在奥尔洛夫伯爵府上，夫人们戴着“别人的钻戒”51，男舞伴们不敢擅自坐下，伯爵的农奴在我们面前表演化装跳舞。四十年后，我却看到这一类人聚集在莫斯科大学的讲堂里；那些戴别人的钻戒的夫人们的女儿，那些不敢坐下的先生们的儿子，在这儿全神贯注地聆听格拉诺夫斯基那深刻有力的讲演，对他的每一句话都报以热烈的掌声，那些激昂慷慨、大义凛然的话深深打动了他们。

这些人来自莫斯科的四面八方，他们挤在讲台前面，年轻的科学战士则在台上探讨严肃的问题，谈古论今，预言未来，而这一切正是热列布佐娃不可能想象到的。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对我特别仁慈和器重，原因就在于我是她从未接触过的世界的第一个标本；我的谈吐，我的思想，都使她惊讶。她把我看作另一个俄罗斯的新生幼苗，而冬宫的窗结了冰，已把原来的俄罗斯遮蔽得阴暗无光了。我感谢她的美意！

我听到的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轶事，可以写整整一部书；她不论与谁来往，与阿图瓦伯爵52和塞居尔53，还是与格伦维尔勋爵54和坎宁55，她都有自己的见解，独立的看法，而且与众不同。我只限于叙述一件小事，而且尽量用她本人的话。

她住在海军街。有一次一支军乐队在街上吹吹打打走过，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走到窗前看了看，对我说：

“我有一幢别墅，离加特契纳56不远，夏天我有时上那儿避暑。我吩咐在屋前开辟了一个大广场，那是按照英国的方式，地上铺了草皮。前年我到了那儿；真没想到，清早六点钟外面就鼓声大作，我躺在床上给吓得半死；鼓声越来越近，我按铃把我的卡尔梅克使女叫来，问她：‘我的妈，这是怎么回事，这么吵？’她说：‘这是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57在操练士兵呢。’‘在哪儿？’‘在我们院子里。’原来他看中了这块草坪，绿绿的，平平的。真是岂有此理，一位夫人住在这儿，又是老太太，还有病，他却在六点钟跑到这儿打鼓！我想，这种小事好办。‘叫管家来见我。’管家来了。我对他说：‘你马上坐车到彼得堡，雇几个白俄罗斯人，愈多愈好，叫他们明天上这儿挖池塘。’我想，他们总不至于到我窗前来训练海军吧。这些人简直毫无教养！”

……自然，我离开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后，立即拜访了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她。

“我的天，真是胡闹，越来越不像样了，”她听完后说，“为这点小事，把一个世家子弟放逐到外地，这成何体统。让我跟奥尔洛夫谈一下，我难得求他什么，这些人都不愿给人帮忙；不过有时说不定也会干点什么。您过一两天再来，我给您回音。”

过了一天，她早晨派人找我。我进屋时，她那儿已有几个客人。她没戴包发帽，只是用一块白麻纱手帕裹着头，这通常是她心情不好的迹象。她眯缝着眼睛，几乎看也不看那些前来请安的高级文官和显赫将军。

一位客人露出得意扬扬的神气，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递给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道：

“我把昨天皇上给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公爵的嘉奖令给您抄来了，您也许还没看过吧？”

我不知道她听清楚没有，但她拿起纸，把它摊开，戴上眼镜，皱起眉尖，非常吃力地念道：“公-爵，彼-得·米-哈伊洛-维奇！”

“您这是给我的什么？……啊？……这不是给我的呀！”

“我向您报告过了，这是皇上的嘉奖令……”

“我的老天爷，我眼睛痛，连写给我的信也常常没法看，您却要我念别人的信。”

“让我念……我真的没想到。”

“算了，不必费心了，他们的事与我无关，何必管他们写些什么。我没几天好活了，不想再为这些事操心。”

这位先生落了个没趣，只得强装笑容，把嘉奖令放回了口袋。

看到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情绪不好，很容易冒火，客人陆续告辞了。等只剩下我们时，她对我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