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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两年后，我才会认为露西小姐说的没错，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听而不闻”。而且，如今想想，我认为露西小姐那天下午对我们所说的话，其实造成了同学们态度上的改变。那天以后，关于器官捐赠的笑话渐渐没了，同学开始认真地思考事情。若说真有什么影响，那就是器官捐赠又再次成了众人回避的话题，只不过和我们年幼时的方式不同。这回，这个话题已经不再棘手或教人尴尬；而是变得沉重而严肃。

“真是好笑，”几年前，我和汤米再度回想起这些过去，汤米这么说。“没有人停下来想想露西小姐心里什么感受，露西小姐对我们说了那些事情，不知道会不会因此惹上什么麻烦，我们也从来没替她操过心，那时候真是太自私了。”

“你不能这样怪同学，”我说，“学校教导我们要为彼此设想，但是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也要为监护人着想。谁会想到监护人之间也会意见不合。”

“可是我们那时候年纪已经够大了，”汤米说，“我们到了那个年纪，应该能想到才对。但是我们没有，根本完全没有想到可怜的露西小姐，甚至是妳那次看到她之后，我们也没替她设想过。”

我立刻知道汤米指的是哪件事。他说的是我们待在海尔森最后一年的夏天，有天早上我偶然在二十二号教室遇到露西小姐。现在想想，其实汤米说的没错。在那之后，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了，甚至我们也都应该明白，露西小姐变得非常不安。只是，就像汤米说的，我们从来没有从她的角度思考，所以也没想过给予露西小姐言语或行动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