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国王的改革（第2/3页）

阿卜杜尔·拉赫曼又聘请外国专家，引进外国工业机器，建立工厂，改组军队，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他用征兵制取代了传统的募兵制，规定每八名村民中要抽一人来服兵役，军服和给养由村子负担。他特别优待军队，文职官员的薪金不一定能准时领到，但军人的薪金必须按时发放。每个团必须配一名毛拉，一名医生。他还设立了军官学校。统治的最后几年，阿富汗已经有10万大军，包括100个步兵团、24个骑兵团和拥有近千门各种火炮的5500多名炮兵。在他的努力下，造币厂、皮革染制厂、熔铁炉以及其他工厂逐渐在喀布尔四周建立起来了。据说有这样一个笑话，说肥皂厂开工时，一些贫苦的阿富汗人竟然嚼吃肥皂，感谢他们的国王给他们吃这种新鲜味美的甜肉。尤为重要的是，阿卜杜尔·拉赫曼试图以伊斯兰教构建政治合法性和国家认同，超越因地域、民族、部落等因素造成的分裂。正是在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时期，阿富汗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才渐具雏形。

尽管如此，彼时的阿富汗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而愚昧的国家。时人写下自己的见闻：“在坎大哈，乞丐、残疾人、畸形人、衣衫褴褛和肮脏不堪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们，或站或跪或坐在人们脚旁的尘土里和泥坑里。”没有供水系统，城市脏乱不堪。第二次抗英战争期间，英军在占领的坎大哈建造了公共厕所，不久停用。直到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末期，喀布尔才建造了公厕。至于医疗，头痛发热要请理发匠来放血；被蛇咬伤的人常送到圣地，靠安拉保佑；人们相信，毛拉送来的护身符可以驱邪治病，哈里发阿里的圣祠可以治疗聋哑、眼瞎和各种疾病。阿卜杜尔·拉赫曼建立了阿富汗近代第一所医院，却遭到当地医生和毛拉们的反对，说欧洲医生用的药都是毒药，结果人们害怕被毒死而不敢去医院。传染病暴发是阿富汗社会的大灾难，为减少传染，商铺关门，士兵们疏散到乡间，连国王阿卜杜尔·拉赫曼一家也只能躲入山区。预防的方法是烧硫磺、火药和烟草，净化空气。穆斯林纷纷去清真寺诵《古兰经》，进行祈祷，消灾免难。

至于外交，阿富汗始终处于英国和俄国“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中心，如何处理与这两大帝国的关系，决定着近代阿富汗的命运。阿卜杜尔·拉赫曼不但有以前的历史可鉴，而且有自己的亲身体验作为依据。他曾在俄国流亡多年，又深受英国咄咄逼人的压力，所以，他将阿富汗面临的严峻形势，比作“两头狮子之间的山羊”。他说：“阿富汗是一个小国，它就像两头狮子之间的一头山羊，或是像夹在两块磨石之间的一粒小麦。这样的小国，怎么能够立于两磨之间而不被碾为齑粉呢？”

阿卜杜尔·拉赫曼深知，任何轻举妄动都会给他的王国带来致命的伤害。他曾说得更加形象：“阿富汗像在湖中央游动的天鹅一样，白毛狗（指俄国）从北面威胁它，红毛狗（指英国）从南面威胁它。”阿卜杜尔·拉赫曼要在夹缝中寻求生存，同两大帝国同时保持友好关系是最好的选择。早在即位前给英国人的信中，阿卜杜尔·拉赫曼就提出：“使阿富汗人永远置于两大强国的光荣保护之下。”

具体而言，阿卜杜尔·拉赫曼同样明白两大帝国争霸的格局不允许阿富汗完全不偏不倚。《甘达马克条约》将阿富汗的外交事务交由英国人控制，正是阿卜杜尔·拉赫曼借英国势力遏制俄国在中亚攻势的第一步。尽管阿卜杜尔·拉赫曼多次与英国意见不合，但一直以来与英国合作以制衡俄国，始终是他外交政策的出发点。阿卜杜尔·拉赫曼明确表示：“由于英国人民的友谊，任何人都不可能动摇我们的王朝，只要我的子孙依然服从于英国政府。”英国政府曾颁发给阿卜杜尔·拉赫曼巴斯大十字勋章，他接受勋章时说：“我将佩戴这枚勋章奔赴战场，出现在俄国人面前。”

针对英俄两国的扩张势力有在阿富汗迎头相撞的趋势，阿卜杜尔·拉赫曼将夹缝中求生存的原则化为一个具体的设想：将阿富汗变为一个受英国保护的“缓冲国”。英国为阻止俄国势力南下，也同意这一方案。19世纪80年代，英国和俄国就中亚势力范围问题展开反复谈判，尤其是在阿富汗北部和东部边境划界问题上矛盾尖锐；双方互相无法接受对方的条件，俄国不惜再度以武力威胁，准备南下出兵赫拉特。1884年2月，俄国占领距离赫拉特仅200英里的梅尔夫；5月，英国、俄国、英属印度三方组成联合委员会，讨论阿富汗北部划界问题。英国和英属印度方面的委员正赶往会合地点时，俄军却对驻扎在潘迪绿洲的阿富汗军队发起进攻；当地英国人逃走，400名阿富汗士兵战死，俄国随即宣布潘迪绿洲是自己的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