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历史的审判（第10/14页）

施滕格莱因在他的判决请求中赞同希特勒的典型历史观点：叛国罪只有在失败时才被视为一种罪行。他一本正经地指出希特勒及其同党的所作所为明显符合如下说法：“他们的行动没有成功，因此应该受到惩罚。”为了走个过场，这位州检察官又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重复叙述了暴动全部细节，在确认证据方面白费力气。紧接着，施滕格莱因突然之间使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

也许意识到将来有一天需要博得希特勒的喜欢，施滕格莱因又出人意料地开始称赞这位他打算判处八年监禁的被告。他的话语把法庭上下惊得目瞪口呆。“希特勒在平凡的环境中成长，但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一名士兵表现勇敢，体现了他的德国爱国主义精神，”施滕格莱因开始称赞道，“他对伟大祖国德国怀有一片赤诚火热之心，在战后经过不懈努力，从细微的一点一滴做起，创建了伟大党派——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2]。他的基本纲领是同国际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主义做斗争，同‘十一月罪犯’算总账……传播德国民族主义。”

法庭上下听得兴致勃勃，津津有味。施滕格莱因接着说，他不宜对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政治主张进行评价，但是这位纳粹党领导人只要“竭诚努力重新唤起民众对德国命运的信心”，这便是最终“他做出的伟大贡献”。即使希特勒的激烈观点及其追随者们的高昂斗志有时变得过激，施滕格莱因继续说道，仍然“不应该在消极的意义上称他们为煽动性的政治家，那样不公平”。至于希特勒的个人美德，施滕格莱因表示：“他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作为著名党派的领导人自然会遇到各种诱惑，可是他仍然能够保持正直检点的生活。”

唱完赞歌之后，这位检察官又重新开始起诉被告，但其语气带有道歉的色彩。施滕格莱因宣称，希特勒不幸受到过分热情支持者们的影响，“背离了自己的本性”。希特勒被大批追随者捧为名人，又受到党内一些谄媚者的奉承，因此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将自己视为德国的救星。他身边的那些同党总是满心欢喜地不断强化突出希特勒的这一形象。施滕格莱因认为，正是在这一严重错误当中埋下了“他犯罪悲剧”的伏笔。

如果有人怀疑对希特勒的审判既是司法审判，又是政治审判，那么施滕格莱因则给出了明确答案。他为充满矛盾，摇摆不定的法庭起诉树立了新的标准。

真正重要的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幕，即被告的最后陈述。在审判开始后的一个月零一天，按着德国法庭程序，被告可以讲一番“最后要说的话”。被告中的一些次要人物，比如罗姆、布鲁克纳、瓦格纳和佩尔纳等人，均放弃了各自的发言权以支持自己的上级领导人。至于其余六名被告克里贝尔、帕纳、弗里克、韦伯、鲁登道夫和希特勒，被告律师决定以逐渐增强的阵势先让地位低一些的被告名人出场，最后隆重出场的是鲁登道夫和希特勒。前者要进行一番自我辩白，后者要发表现场演讲。

上午开庭时，法庭里人满爆棚。记者们注意到，到场的女士比平时多，鲜花、礼品也比平时多。“希特勒的女性追随者们把她们的一片忠诚烤进了在希特勒敞开的牢房里堆积如山的糕点和小吃中。”《慕尼黑邮报》这样报道说。43

毫不悔改的克里贝尔上校首先陈述证词，再次承认“参加过那次行动”，但同时又倔强地说：“如果遇到相同的情况，我还会那么做。”44弗里克出庭陈述时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前警察局长帕纳对德国那位社会民主党人出身的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再次给予恶意嘲弄，称他为“艾伯特·弗里茨”——这是一个表示嘲弄的绰号（“这次审判并未教会帕纳懂得礼貌”，一家报纸这样评论道45）。法庭上当天那种激烈抗辩、激烈抱怨的氛围最终随着鲁登道夫的出场得到改观。《纽约时报》报道说，他再次表现得口若悬河，令人惊讶，举止风度翩翩，“全然没有此前那种竭尽全力要粉饰自己，抹黑他人的做派”。46他再次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那位鲁登道夫——就是在1918年德国投降前，在停战前，在战争末期离开战场时的那位鲁登道夫。他又激起“德国人心灵深处对自由的呼唤”。如果民族主义运动（希特勒及其盟友们）“不能获得成功，我们就失败了，”鲁登道夫这样告诫，“（德国）就会继续沦为法国的奴隶，在世界民族之林没有立身之地。”47接着，鲁登道夫又以豪言壮语呼唤历史的审判，并把自己的牌位安放在了瓦尔哈拉殿堂（这是北欧神话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英灵的殿堂）。（“鲁登道夫把自己抬到与众神平起平坐的高度。”《纽约时报》第二天在头版新闻中报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