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第5/6页）

造反派见张普景刀枪不入，给脸不要脸，给台阶不下，觉得油水不大，索性请他坐了“土飞机”——四个人齐心协力，将张普景的两只胳膊从背后往上抬，再将脑袋往下压，抬一次问一次：“说，有没有那个笔录？”

张普景说：“没有。你们把我的两只胳膊卸掉，也没有，就是现在伪造，也找不到凹凸山那种黄草纸了。”

再抬再问：“有没有？”

再问再答：“没有。要命一条，要瞎话没有。”

造反派恼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再次落在张普景的身上。

打了一阵，再问：“梁必达是不是反动派？”

张普景被两个人扭着胳膊，直不起腰，挣扎着抬起头说：“梁必达有缺点，也有错误，但梁必达不是反动派。梁必达是人民解放军的军长，是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我没有看见中央军委的文件说梁必达是反动派，不予承认。”无论拳脚怎样猛烈，张普景自始至终一句话：“说梁必达是反动派，我必须看到中央军委的文件，否则不予承认。”

几个回合下来，造反派不问了，张普景也不答了。起先，造反派以为他是装死狗，后来，担任“土飞机”第一驾驶员的造反小头目觉得不对劲，把手伸到张普景的鼻子底下摸了摸，气倒是还有，人却晕过去了。造反派头目当机立、断，给江古碑打了个电话，江古碑指示说：“首先抢救，这个人一定要抢救过来，他知道的东西很多，只要把他攻下来，就能炸翻一大片。”造反派头目秉承江古碑的旨意，将张普景送到郊区一个医院里秘密关押起来，为了防止“劫狱”，对外干脆说死了。

三

梁必达想破脑袋也想不到，最后向“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提供他当年设圈套让李文彬钻罪行证据的，竟然是朱预道。朱预道在北京开会期间，受到了当时在“中央文革”任职的某某首长的接见，某某对朱预道说，梁必达不是个好人，搞大比武的时候，跟某某跟得最紧，不听某某某的招呼，是个土匪头子。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梁必达这样的人拉下来，把军权夺回到革命派的手里。

至于说在大比武中梁必达是怎样紧跟某某的，又是怎样不听某某某招呼的，朱预道不清楚具体情况，因为当时他正在南京军事学院深造。

某某又说，某某某讲了，梁必达的问题一定不能放过，以打倒为原则。凡是跟梁必达关系密切的人，都要一查到底。当然，站错队了不要紧，允许同志犯错误，犯了错误能够改正就是好同志，还可以重新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还可以继续掌权。

朱预道在整个开会期间，受到这个代表着正确路线的首长秘密接见达七次之多，每次都有新的情况：某某军区的某某某拒不交代问题，服毒自杀了。某某某师的政委黄某某，对抗运动，被群众专政了。某某省军区的副司令员赵某某镇压群众运动，已被“中央文革”下令枪毙了。几个回合下来，朱预道被折腾得心惊肉跳。最后一次，某某首长向朱预道交底，梁必达是死老虎一只，连某某某都发话了，必须拉下马。某某首长要求朱预道爱

憎分明，立即同梁必达划清界限，揭发梁必达的历史问题。

朱预道汗流浃背地说，我不知道梁必达历史上有什么问题。

某某首长冷冷一笑，说：“抗战期间，凹凸山地区一个县委书记被俘，就是梁必达和他手下一个县大队长蓄意制造的阴谋事件。我们手里有材料，是从日军谍报机关里缴获的。梁必达等人不仅制造了李文彬被俘的陷阱，还同国民党军刘汉英部勾结，通过国民党的情报站，联合编织了李文彬叛变的谎言故事。事实上，李文彬并没有叛变，李文彬同志在日寇的魔掌里坚贞不屈，至死没有说出我军情报。李文彬同志是死在国民党军特工人员高秋江的手里，高秋江是奉刘汉英的命令替梁必达杀人灭口的，他们制造了所谓的李文彬叛变的假象，就是为了挫伤一大批反对梁必达军阀作风和同国民党军勾结的革命派的积极性，为梁必达一手遮天坐山为王铺平道路。现在，铁证如山，难以抵赖，梁必达的问题已经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而上升到了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高度上来了。至于当年那个协助梁必达实施阴谋的县大队长是谁，你朱副军长恐怕比我们更清楚。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

朱预道听天书一般听完某某首长的话，惊骇不已。他没有想到那段已经封存了的历史又被抖搂出来，而且完全变了味。

李文彬被国共两方特工组织联手除掉是不假，但那完全是为了战争需要，而且是在获悉李文彬确实叛变之后。至于说借刀杀人，现在听某某首长一说，似乎还真像那么回事。李文彬到崔家集的时候，是他朱预道派一个班跟着去的。如果某某首长手里真有所谓的证据，最逃不了干系的还是他朱预道。如此一想，就不禁冷汗直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