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自救变法在百日内无疾而终（第14/16页）

可见，一场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需要建立在一场成功的经济改革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成功的变法需要市场经济的力量去倒逼，市场的经济会指向“市场”的政治。

而戊戌变法就是在一场不彻底的经济改革基础上进行的一场不彻底的政改。由于还没有真正兴起的市场经济力量作为班底，戊戌变法显得有些心急火燎而又一厢情愿。最起码，对于一个百姓很穷，还在为他们的生存而发愁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改革也太奢侈了。

由此可见，变法光靠喊口号是推不动的，光靠皇帝颁布再多的圣旨，甚至对着祖宗的画像发誓也是推不动的。有人说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无限制地搞下去，不能回避政治体制改革，幻想“实业救国”是不成功的，但如果连“实业”本身都不成功，真正的市场经济都还没有建立，这自然是无法救国的。所谓“回避政治体制改革”，恰恰就是因为经济改革不成功，才有“回避”的空间。

有人说洋务运动最大的弊端是只学习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技术，却不知道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才是最大的技术，先进的科技都是建立在这个根本“技术模型”的基础之上，但这样的技术模型并不是天生的，抄也是抄不来的，即使抄来也没用——光绪皇帝推进的“制度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只有用成功的经济改革去倒逼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有可能走向成功的改革，也才是建立了符合本民族文化以及本国国情的改革，这样既避免在改革中停滞不前，又避免了去急急忙忙地照搬和照抄外来的一切——毕竟我们不能因为是自己病了，就把所有的药都看成是良药。

也许在1898年，更好的变法是另外一种思路：与其有那么多的“新政”，不如不那么着急，也不要有那么多的口号和形式主义，先对洋务运动进行深刻反思和真正的总结，改进洋务运动中的各种弊端，调整洋务运动的方向和思路，做好经济上的准备，去让老百姓有发财的广阔平台和公平的机会，总而言之一句话：先让老百姓发了财再说嘛！

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既然洋务运动的口号是“自强”和“求富”，反思洋务运动只要求更进一步——去求老百姓的富（共富），而不只是占人民少部分的官僚集团的“富”。

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兴一利不如除一弊。因为弊已太深！已经有的“弊”，足以吞掉任何新的“利”！

由于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并且力量强大，这一过程必定无比艰难。即使是纯粹的经济问题，相信也无法用纯粹的经济手段去切入。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对“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是必须的，对现代公民的信任（它是力量之源）是必须的，依靠公民的力量，去逐步化解利益集团，让资源合理分配，让机会均等，更是必须的。

要相信，只要财富能为民所共享，制度就能为民所共创！

用一句的话来进行总结吧，1898年开始的戊戌变法在本质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强势文明向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弱势文明传播的结果，而变法真正失败的原因是弱势文明根深蒂固的弊端对于强势文明的抵抗，变法轰轰烈烈开始之时，清国并没有做好准备——个人没有准备，社会没有准备，政府也没有准备。责任是共同的，也是大家的，只把责任推到政府或者其他某一方都并非全面。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毕竟出现了强国会等民间政治团体以及普通人关心政治权利的上书言事等“新现象”，也就是说，它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部分民权意识的觉醒。

光绪的悲痛

瀛台。空空荡荡的大殿寂静无声，每当下朝之后，光绪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这里。

他还是要吃那一百多碗的菜，这些菜跟太后慈禧所吃的是完全相同的，不管他的口味如何，从来不能换掉。这些菜大约要花费100两银子，折合成小米，够一个普通百姓吃上13年。

眼前的美味满席，他已全无胃口，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无比的冷清，而他已经成了冷清的一部分。

真像做了一场梦。梦醒来，一切都走远了。千里江山，已是飘零，满腔热血，化为冰冷。

6月11日，我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正式开始，在接下来的103天里，我无比的勤奋，忘我地工作，不停地批阅大臣奏折，不停地思考现状以及未来，平均每两天就要颁布一道诏书。没有人比我更期望变法早日成功，没有人花费我这么多的心血，但是它仍然——失败了。

我只能接受这样的苦果，因为我没有选择。我原本是不必成为一名皇帝的，却选择了一条可以成为皇上的路，而这一切还是因为我没有选择。也许从那个时候起，快乐也好，幸福也罢，都从我的身体里消失了，我原本就是不配拥有它们的人，所以到最后都应该让我失去它们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