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暗杀（第2/4页）

为了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在国有方案发布当天（6月17日），川路公司不仅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而且致电其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稷勋，要求不得接待政府所派的查账员，不得将公司的账本及余款交给政府。李稷勋回电说，政府目前只是派人查账及核查工程，并未表示要接收财务。总公司干脆回电指示，拒绝政府一切形式的查账及勘工。

对于这种对抗方式，李稷勋并不赞同。他在7月初给总公司发了一份长电，赞同“以反对国有为手段”，“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但他要求总公司尽快自行查账，内部理顺，而不是无谓地与政府对抗和僵持。他对那些高喊口号认为川路应当继续商办的人嗤之以鼻，说此类人“言及筹款，莫不挺身担任，一经征收，往往十不得一”。李稷勋举例说，湖北当年为了争取商办，有断指的，有在政府门前痛哭愿意一死的，闹得很欢，而一旦成功地争取了商办后，无论在筹款还是修路上都是漏洞百出、捉襟见肘，因此，这次收归国有，“上年争路诸君”都蔫了，“非复当年意气，其情可见”。李稷勋认为，中央政府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已经下令停收租股，而没有租股，川路商办断不可能，再恢复租股，根本不可能得到民众支持。目前已经开工的宜万段，年开支高达300万两，一旦资金链断裂，“款项不继，半途中止，其危险不堪设想”。因此，他认为争款才是重点，其中坏账很难让中央政府承担，而杂费一项已开支400万两，虽然对于仅仅修建了几十里的铁路来说过于不成比例，但还可以向政府争取，毕竟其间不少开支属于基础性开支，可等全路完工后摊销。他建议各分公司尽快将开支账目汇拢，以便与政府商谈细节。

众口铄金

与川路高层争款相同的是，在京的川籍干部们也在全力进行政府公关，争取中央政府能够承认并负担川路公司之前的所有开支，包括坏账在内。但川籍京官们对川路高层的管理能力、职业道德等一概不予认同，以甘大璋、宋育仁（礼部记名丞参、“四川铁路议会”议长）为首，46名川籍京官在6月中旬联名上书中央政府，在争取中央政府全额认账的同时，请求中央政府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而不能偿还任何现金。

京官们担心的是，如果发还股款，“中饱侵渔，层层剥削，较初时尤甚”，小民百姓依然无法拿回股本，“款为下逮，已归乌有，仍与亏倒无异”。而如果集中交给现有的腐败管理层经营，难保不再发生更多更严重的亏损。而“现在国家帑藏空虚，筑路一事，与其多借款于外，何若多分利与民”。国有铁路应该为民间资本的“附股”开个口子，一方面“停其按亩抽租”，减轻农民负担，另一方面“仍存正式募股”，让民间可以自由入股，分享铁路发展的利益，并“隐寓实行国债票之策，即预为备款赎路之资。为国为民，兼全之计，莫善于此”。这一建议不仅充分考虑了国家、地方和民众的三者利益，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当然，也撼动了既得利益者的根基。

宣统年间的北京西直门车站。这是历史上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条干线铁路京张铁路上的车站。

在京官们看来是“政府与民共利，大公无私”的建议，却被既得利益者们看成是一道宣战书，他们将此方案解释为“夺路劫款”。而攻击的方式，就选定为指责甘大璋“招摇”，“希图煽惑”，川路公司及董事局从未委托任何人表态同意附股，“川路股东众多，断不能据十数人之私言，即为有效”，并通过王人文上奏中央政府表示坚决反对。

甘大璋等46名京官向中央政府提交的只是建议，并未如保路派们那样动辄以“民众代表”自居。既得利益者们动用各种手段，痛斥甘大璋等“以私人资格，支配川路股款，实为违制营私，妄诞之尤”。

以川路总公司名义发出的电报说：“十万余人痛极，同请削甘大璋籍。”“开除乡籍”这一处罚很是充满创意，既于法无据，又难以执行。吊诡的是，连堂堂的四川谘议局也附和，致电北京同乡京官，认为甘大璋“窃名送款，除由公司径电邮部取消外，请除籍并严究”。一个立法机构平日宪政法制不离口，居然不经过议会表决，就要因一份公开的建议书而处罚自己管辖之外的京官，而且动用的是法所不载的“除籍”，这也是世界宪政史上的一大奇闻。这一奇闻被后世史家看成是“对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的革命性抗争”，这就更是怪事了。

以泛泛的“各界股东”署名的电报也发到了邮传部和内阁，要求对甘大璋“查明严办，以杜煽惑而儆贪邪”。川路公司在凭空指责甘大璋冒用股东名义的同时，自己却处处以股东代表的口气说话，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自相矛盾之处。这种自居的股东代表、民众代表，以“多数”的名义开始强力压制不同意见，当在京川人集会，国家议会（资政院）议员万慎为甘大璋辩护几句，就立即被众人“呵斥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