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第14/46页）

教堂里也有永远不谈绝望的男人。一个中国教民豁出一死单独突围，企图把教堂里的情况向各国公使们报告并且请求救兵。但是，这个中国男人自从走了之后，教堂里的人就再也没听见过他的消息。后来才知道，他当晚就被义和团们抓住，现在脑袋挂在了城墙上。即便如此，在法国报纸关于北京西什库教堂被围之战的连续报道中，依旧记载有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十名副主教在一个意大利士官和四名法国水兵的带领下，偷偷地溜出教堂，“抢掠了义和团或者中国军队的大炮”，他们甚至“爬墙溜进了北京的一座兵工厂偷回来了炸药”。如果这个举动不是外国记者们的杜撰的话，就简直是奇迹了。在外国报纸的报道中，西什库教堂里惟一的那个军官，年轻的意大利海军中尉奥利维利，更是一个“英雄”般的人物，他一直站在被义和团或帝国军队炸开的墙洞上指挥射击，士兵们随着他的口令几乎“弹无虚发”。义和团的冲锋潮水退下之后，他立即组织人用砖石把墙洞堵塞起来。他是在最后的时刻死亡的：帝国的正规军队参与了进攻，连续两发炮弹在他的身边爆炸，他“长久地站立，指挥他的士兵作战”，“最后在两个传教士的臂中死去”。当时，左右的传教士和中国教民都哭了，这是1900年西什库教堂“被围困中惟一的一次痛哭”。（（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在外国记者的笔下，西什库教堂的抵抗被严重地神奇化了。没有人真正得知在那六十多天里这座教堂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惟一可以肯定的是，既然是“战斗”，那么除了义和团方面的“牺牲”之外，教堂里也同样有死亡发生。关于这座教堂里死亡的文字记载，依旧来自洋人们的有关“报告”。事后，各国公使为了寻找“惩办罪犯”的证据，曾对教堂内的死亡情况做过统计——当然，可以肯定地说，统计数字是经过严重夸大了的，但至少可以了解当时教堂内的肃杀气氛：武装官兵死伤过半。三百多名孩子的哭声逐渐减少，因为“每天要埋掉十几个”。义和团们曾经多次挖地道，埋设地雷，“先后爆炸四次，炸死教民四百多人。”

同样没有疑问的，还有这场战斗的最后结局：打进北京城的各国联军“终于到达了教堂”。而在这之前，义和团与帝国军队始终没能把西什库教堂攻陷。

如果说西什库教堂是义和团围攻，帝国军队助之的话，那么，进攻使馆区倒可称之为真正的战斗了，因为，进攻使馆区是帝国正规军队主攻，义和团助之。

1900年，帝国对北京使馆区的进攻，晚于对西什库教堂的攻击，这是因为对教堂的攻击大多是义和团们所为，而对使馆的进攻，是在局势已经恶化得陷入无法解释的地步的时候，帝国军队开始的有计划的军事行动。

根据众所周知的国际法准则，武装攻击外国驻本国的使馆，是最严重的外交挑衅行为，是全面公开宣战的进攻信号，更是世界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举动。如果说中华帝国的官员们对国际法知之甚少的话，但是至少对以上简单明确的法则应该明白无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中必定有缘由。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说到国际法，那么，各国以“保护使馆”为名，强行在中国的大沽口武装登陆，并且强行进入帝国的都城，已经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了。“保护使馆”的联军的到达，使原来陷入一片恐慌中的各国使馆，如同打了一针镇静剂和强心剂，胆子立即大了起来。联军进入北京的当天，德国公使克林德便公开露面，带头在街上抓了一名义和团员，拖到德国使馆内“处决”了。第二天，克林德率领德国水兵从使馆“出击”，四出寻找挑衅的机会——“行于内城之上，见下面沙地，有拳民练习，即毫不迟疑，法令开枪，水兵闻命即放，于是沙地拳民死者，约二十人。”在德国公使的带头下，各国使馆官员也率领自己国家的官兵冲出使馆，在街头肆意驱赶和捕杀义和团团员和无辜的北京平民。美军上校迈尤率领官兵在东单帅府包围了一座庙宇，“开枪杀死四十五名义和团”团员。比利时使馆内甚至架起了大炮向使馆外射击，结果“炸死六七十人”。（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114页。）

打着“保护使馆”的名义派遣武装部队侵入中华帝国的都城，本已经是一件十分野蛮荒唐的事情，而这些洋兵到达北京之后，并没有在使馆内待着，而是像警察一样上街“维持秩序”了。端着洋枪的外国兵走在帝国京城的大街上嘻嘻哈哈，他们向中国人开枪的时候，仿佛是在他们发生了“骚乱”的殖民地内“恢复秩序”。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上，这些异国官兵擅自“自觉”地执行“公务”，是依据的哪条国际关系法？是遵循的哪条“国际惯例”？中国的平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的愤恨是无法避免的现实，这时的中国人所能想到的最直接的复仇方式，莫过于攻击使馆区，因为中国人认为，那个叫做东交民巷的地方，是洋人们策划阴谋的巢穴。